第一，從刑法解釋論角度看，在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的，或者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罪狀表述中，其字面含義確實僅僅突出了綁架”行為，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可以理解為構成本罪的主觀要件。然而，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經驗均告訴我們，對于法條含義的解讀通常不能停留于字面，大多還需要進行論理解釋，以使解釋的結論具有系統合理性，符合刑法之實質合理主義的基礎立場。那么，評價解釋結論是否符合刑法基礎立場的標準是什么？實現刑法實質合理主義的路徑何在？

筆者認為，就解讀個罪法條而言，首先有必要對具體犯罪的罪質與罪量進行準確、充分地評價。因為，我國刑法規定的各種犯罪均是罪質與罪量的有機統一體，罪質揭示某種危害行為侵害的我國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罪量標示該種危害行為對于一定法益的侵害程度。這種罪質、罪量關系在刑法解釋論上的意義在于，具體犯罪不僅受到特定罪質的限定，還受到一定罪量的制約。如果超出了一定的罪量范圍，罪質相同或相近的危害行為，也有可能成立他種犯罪。也就是說，罪量對于具體犯罪的罪質范圍往往具有界定意義。于是，如何衡量、把握罪量就成為解釋、認定個罪中的又一個關鍵性問題。綁架罪被歸入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的罪章，其主要犯罪客體是公民的人身權利，其次要客體是公民的合法財產權利。據此，我們不妨把綁架罪與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極重罪故意殺人罪作比較，如果把綁架罪罪狀中的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僅僅解釋為主觀要件，很顯見，所剩下的單一的綁架人質行為就很難說比故意殺人行為的危害更大。況且在犯罪目的和動機方面，主觀惡性更大的故意殺人罪也并不鮮見，而立法者并未因此匹配如同綁架罪一樣嚴重的法定刑。換一視角透視，是否因為綁架罪在嚴重危害公民人身權利的同時還侵犯公民的財產權利呢？答案似乎也不能僅止于此。因為搶劫罪同樣是侵犯公民人身和財產權利之雙重客體的嚴重犯罪，其法定刑還是相較為輕。至此，從合理解釋罪狀的角度說，筆者感到只有把綁架罪的客觀方面解釋為復合行為，這樣才既可與搶劫罪相衡平，也可在犯罪系列中找到綁架罪之罪質、罪量的實在位置；即綁架罪一經實施（包含劫持人質與勒索他人兩個行為），不僅嚴重侵害公民多人的人身權利（除嚴重危及被綁架者的人身安全外，還同時給被勒索者造成持續的巨大精神強制和壓迫），而且嚴重威脅公民的合法財產權利，這是單純的故意殺人罪或者搶劫罪在社會危害性程度上都有所不及的，因而才能是綁架罪之罪質、罪量的適當歸宿。

第二，從設定既遂標準的依據方面考察，各種犯罪的既遂形態有行為犯、結果犯或者危險犯等不同的種類之分。這里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是，不同犯罪的既遂形態分別歸屬于上述不同種類的依據是什么？理由何在？這對于正確界定綁架罪的既遂形態無疑是重要的。

依筆者所見，各種犯罪既遂形態的設定，主要取決于具體犯罪案發時的常見狀態，也就是說，具體犯罪通常進行、持續到什么程度或狀態下案發，這種常見狀態一般就可確定為相應犯罪的既遂形態。具體說，如果案發時危害行為正在實行過程中，如運輸毒品犯通常是在運輸途中被抓獲，則該種犯罪的既遂形態宜設定為行為犯。如果案發時危害行為已經導致危害結果發生，如故意殺人罪常常是以被害人的死亡結果為線索以案找人”而破案，則該種犯罪的既遂形態可認為是結果犯。如果案發時危害行為正在實行或者實行完畢，造成法益面臨現實緊迫的危險性，如放射等危險性物質的投放者是在投放行為致使公共安全遭受現實緊迫的危險性時被抓獲的，則該種犯罪的既遂形態應確定為危險犯。之所以將案發時具體犯罪的常見狀態作為犯罪既遂的認定依據或標準，主要理由在于：雖然犯罪既遂形態描述的是各種犯罪的最后停頓狀態，但其并不完全以犯罪人意圖實施的全部犯罪行為實行完畢或者達成犯罪目的為依歸。那么，確立何種時間節點作為各種犯罪的最后停頓狀態才為適宜？從立法者設立犯罪停止形態的初衷看，各種犯罪的法定刑應當是以犯罪既遂形態為標本而配置，因為對于預備犯、未遂犯或中止犯等未完成形態之罪的處罰，在法理上都是以既遂犯為參照，在事實上都是以法定刑為基礎而進行適度修正與調整。由此可見，犯罪既遂是基本的、主要的犯罪停止形態，其他未完成形態均是修正的、補充的犯罪停止形態。換句話說，犯罪的完成與未完成形態在立法設計上已存在明確的主次關系，不可錯位或顛倒，應當在具體犯罪停止形態的認定中得到凸顯或體現。基于此，不難想像，如果把既遂的時間節點設置得晚于案發的常見形態，則勢必導致實際追訴的具體犯罪大多呈現未完成形態，既遂形態淪為少數或例外情形。這種現象既與上述立法初衷相悖，客觀上也很容易滋生刑罰適用上寬緩失度的弊端。相反，如果將既遂的時間節點設置得早于案發的常見形態，則意味著實際追訴的具體犯罪在案發前就已經既遂，未完成形態基本上就失去了產生的空間或余地。此種現象顯然也不是立法的本意，客觀上使刑罰適用缺少必要的彈性而顯現僵化與嚴苛之弊。因此，以具體犯罪通常案發的時間為節點，以此時的常見狀態為依據確定既遂形態，此標準既能契合上述犯罪完成與未完成形態的主次關系，實踐上也有利于實現刑罰的目的性。這里應予指出的是，筆者主張以具體犯罪案發時的常見狀態為標準認定既遂形態，并非意指沒有例外情形。事實上，舉動犯作為犯罪既遂的類型之一，就往往發生和存在于案發之前。究其緣由，舉動犯通常危害社會劇烈，立法上不能給其留有延伸的空間，將其既遂的時間節點大大提前，正是表明了法律上對其嚴厲的否定評價態度。質言之，將極少數社會危害性極大的犯罪設定為著手就既遂”的舉動犯，是刑事政策上的刻意為之，但不能作為絕大多數犯罪常規的既遂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