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刑法基于對罪刑法定原則的追求，對于大量新增犯罪，盡量使用敘-明罪狀，使犯罪構成要素具體化。但是，由于立法技術的粗疏也造成了一定的立法缺陷，就保險詐騙罪而言突出表現為，對不具有實行性的行為亦當做該罪的實行行為，將其獨立規定為該罪實行行為的類型，從而混淆了實行行為的標準。

刑法中的實行行為盡管在個罪中表現形式各異，但根據我國刑法理論，其應當具有對特定權益(法益)的直接侵害性或威脅性，是行為具有實行性的根本要求，若某種行為的實施不足于對特定權益(或法益)構成直接的侵害或威脅，則應否定此種行為的實行行為特征。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保險詐騙罪有五種情形：一是投保人故意虛構保險標的，騙取保險金的;二是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編造虛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損失的程度，騙取保險金的;三是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四是投保人、被保險人故意造成財產損失的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五是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傷殘或者疾病，騙取保險金的。筆者認為這五種情形中第二、三項所規定的兩種實行行為方式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即兩種行為方式構成對本罪所保護的法益的直接侵害或威脅。具體而言，第二、三項所規定的兩種行為方式均反映了向保險合同的相對人實施欺詐行為的內容，行為人向保險人實施編造虛假的原因、夸大損失的程度以及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的行為，均是具有實行性的行為。反觀第一款第一、四、五項所規定的行為則明顯不具有實行性特征。

首先，此三種行為方式均不可能使刑法所保護的本罪的客體或者法益處于被實際侵害或緊迫危險性的狀態。

本罪作為金融詐騙罪的一種具體犯罪，其犯罪客體具有復合性，表現為對金融管理秩序組成部分的保險管理秩序的破壞及對保險人財產權的侵害，而此三種行為并不可能直接導致上述權益同時受損。

其次，其第一種行為方式并非一種完整的保險詐騙方式，因為僅有故意虛構保險標的的行為，并不能實現保險詐騙的目的行為。

行為人在投保時故意虛構保險標的，在合同履行中，還必須實施編造虛假原因或者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的行為，才能夠完成制造騙賠理由的行為，因而該行為還必須與第二或第三種行為方式相結合，才能達到實施本罪所要求的保險詐騙行為的程度。

最后，其第四、第五兩種行為方式則存在著混淆方法行為的問題。

行為人通過故意制造保險事故而騙取保險金的，其故意制造保險事故的行為，并不是保險詐騙的方法行為，因為行為人若想以第四、第五兩種行為方式實現保險詐騙犯罪，必然存在這樣一個共同的行為規律：制造保險事故→制造騙賠理由→提出保險賠付→獲取保險金，單純制造保險事故的行為，并不是保險詐騙罪的實施前提，行為人并不能以其故意制造的保險事故為理由，向保險公司提出索賠申請，相反，行為人還必須實施制造騙賠理由的行為，才有可能實現目的行為。因此，第一、四、五項所規定的行為并不具有成立犯罪所要求的實行性，將其獨立規定為該罪的實行行為而與第二、三項所規定的行為相并列，是存在立法缺陷的。現行刑法基于對罪刑法定原則的追求，對于大量新增犯罪，盡量使用敘-明罪狀，使犯罪構成要素具體化。但是，由于立法技術的粗疏也造成了一定的立法缺陷，就保險詐騙罪而言突出表現為，對不具有實行性的行為亦當做該罪的實行行為，將其獨立規定為該罪實行行為的類型。

需要明確的是，該罪第一、四、五項所規定的行為與第二、三項所規定的行為之間，實際存在預備行為與實行行為的內在關系，若將五種行為方式均作為獨立的實行行為方式看待，則勢必產生三個不利后果：一是在故意虛構保險標的的實行行為中，不當前置了該罪著手實行行為的時間。這種前置將導致在司法實踐中對于行為人故意虛構保險標的，但根本未實施保險詐騙行為的人作出犯罪的認定，從而不當擴大該罪成立范圍的結果。二是在故意造成財產損失的保險事故，或者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傷殘或者疾病的行為中，將原本獨立的危害行為作為保險詐騙罪的預備行為看待，人為制造了對已經完成制造保險事故的犯罪而尚未實施保險詐騙的實行行為時性質認定上的困難。三是將導致對該罪著手認定標準上的不統一。

綜上，筆者認為，在保險詐騙罪中，提出保險賠付的行為應被界定為該罪客觀方面的實行行為，而故意制造保險事故的行為則應被排除出該罪實行行為的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