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為人具有的非法控制、掌握他人財產權利并造成他人財產損失的目的。不僅包括對所有權侵害的目的，也包括對所有權以外的其他財產權利侵害的目的。按我國刑法的規定及刑法學界的通說，“非法占有目的”是成立詐騙犯罪的一個要件。認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我們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被告人自己供述，而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一、金融詐騙罪主觀構成要件之爭論

觀點一認為：金融詐騙罪的構成一般應以非法占有目的作為主觀要件，但部分金融詐騙罪的構成不應以非法占有目的為主觀要件，這主要取決于刑法的具體規定。如從刑法第198條對保險詐騙罪的文字規定可推斷出投保人騙取保險金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占用型”金融詐騙罪的構成無需具備非法占有的主觀要件，如刑法第195條第(三)款規定“騙取信用證的”行為，構成信用證詐騙罪，實踐中無論是非法占有目的還是非法占用目的的信用證詐騙行為都構成信用證詐騙罪。

主要理由是：

(1)金融詐騙罪中的“詐騙”與侵犯財產罪中的“詐騙”并不完全等義。我國金融詐騙罪中的“詐騙”包括騙取財物型詐騙和虛假陳述型欺詐兩種情形。騙取財物型詐騙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虛假陳述型欺詐則不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2)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我國刑法對金融詐騙罪的規定側重于維護金融管理秩序。

觀點二認為：刑法規定的八種金融詐騙罪無一例外地都必須以非法占有目的作為主觀要件。

理由是：

(1)不論是金融詐騙罪，還是普通詐騙罪，都是目的犯。金融詐騙罪是從普通詐騙罪派生出來的，既然是詐騙，行為人當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集資詐騙、貸款詐騙罪之所以規定了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是為了與刑法規定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高利轉貸罪劃清界限，而其余金融詐騙罪對非法占有目的不作規定，是因為“不言自明”的，對這些犯罪，條文都使用了“詐騙活動”一詞，表明了非法占有目的。(3)對于在法條上未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金融詐騙罪，并非不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這種欺詐行為本身就足以表明行為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綜上所述,第一種觀點從法條的具體規定入手想理清各個金融詐騙罪的主觀目的，但也是不易合立法原意的。第二種觀點雖認為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詐騙罪的主觀要件，看似與第一種觀點相對立，并且也成為代表學界和實務界主流的觀點，但其認為法條所規定的各種客觀欺詐行為本身就已表明了行為人具有該主觀目的，在司法實踐中不需去證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可通過司法推定對具有特定情形的行為人可推定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肯定了非法占有目的不是金融詐騙罪的主觀要件。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理論基礎——行為理論

當今刑法中，“行為的觀念處于犯罪概念的核心”。古典學派重視個別犯罪行為的客觀意義，確立了“無行為則無犯罪的原則”;近代學派雖然提出“應受處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但是，行為概念在刑法體系上具有雙重意義：第一重意義是分類的意義，即行為對刑法的所有現象而言是最高統一體;第二重意義是定義的意義，即所有的犯罪要素都是作為形容詞而添加在行為這一名詞之前的。德國刑法學家邁霍弗爾認為行為具有三種機能，即作為基本要素的機能、作為結合要素的機能和作為界限要素的機能。所謂基本要素的機能是指在刑法性判斷的范圍之內作為記述性確認和規范性評價來考慮的所有附加語都必須回溯到行為這一共同的基礎概念之上;作為結合要素的機能是指在構筑犯罪論體系時把不法的、有責的、可罰的無價值判斷結合在一起的是行為;作為界限要素的機能指把刑法上不重要的行為一開始就不視為行為、將其置于刑法的考察范圍之外。從行為概念所具有的機能來看，行為概念是刑法上不可能放棄的概念，因為正是行為是刑法規制的對象，行為給刑事歸責劃定了最外在的界限。因此，在構成要件論以前的階段所討論的一般行為是犯罪概念的基石。

(一)包容型法條競合的特征決定非法占有目的是金融詐騙罪的要件

我國現行刑法除了規定詐騙罪(刑法第266條，又有人將之稱為普通詐騙罪)之外，還規定了合同詐騙罪(刑法第224條)以及在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用專節規定金融詐騙犯罪是指集資詐騙罪、貸款詐騙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有價證券詐騙罪和保險詐騙罪等八個罪名。由此分析，刑法第266條規定的詐騙罪和其他條文所規定的各種特殊形式的詐騙罪之間并非平等并列的關系，詐騙罪與其他特殊形式的詐騙罪之間屬于刑法理論上的普通法條和特別法條的法條競合關系，兩者具有包容關系。而決定這種包容關系存在的原因是“詐騙”這一因素，因為，無論是金融詐騙罪還是普通詐騙罪，都無不具有“詐騙”這一內在因素或特征。包容型法條競合的兩個法條之間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現為一法條所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在整體上包涵了另一法條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在任何情況下，能夠為其中外延小的法條所評價的犯罪行為，從邏輯上必然能夠為另一外延大的法條所評價。正是因為這一點，筆者認為，金融詐騙行為首先應符合普通詐騙罪構成要件的行為。詐騙罪是一種侵犯財產所有權的犯罪，因此其主觀本質特征就必然表現為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為目的。

(二)對非法占有目的這一金融詐騙罪的必要條件未作規定是立法技術在刑法立法中的運用

刑法之所以對大部分金融詐騙罪在法條上未規定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是立法的疏漏，而是立法技術在刑法制定中的運用，是立法功利主義的體現。法律是以其極少數的條文，網羅極復雜的社會生活，為便于適用和遵守起見，條文固應力求其少，文字應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人們有無所適從之嘆。我們知道，非法占有目的這一主觀要素雖然在盜竊罪、詐騙罪的條文中未得到體現，但我國刑法理論界一直認為，盜竊罪、詐騙罪的主觀要件包括非法占有目的。如果沒有非法占有目的我們就很難將盜竊罪和一般的盜用行為、詐騙罪和一般的欺詐行為相區別。對此，司法實務界均予以認可而并無異議。這說明，刑法雖然實質上要求某犯罪之構成須具備某種要件，但可能因為該要件眾所周知，出于立法的簡潔性而對之未進行規定，這種要素實際上就是刑法理論上所講的“不成文構成要件要素”。因而，在一些刑法明確需要非法占有目的，又不至于出現混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場合，刑法分則條文往往并不明文規定非法占有目的。但此時非法占有目的這一“不成文構成要件要素”亦如規定于條文中的構成要件要素一樣對認定犯罪起決定作用。

三、非法占有目的是區分金融詐騙和金融欺詐的關鍵

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同于民法的非法占有，刑法意義上的非法占有應該理解為非法所有。有學者提出金融領域內采用欺詐手段的非法占用行為也可構成金融詐騙罪，我們認為這混淆了金融詐騙與金融欺詐的界限，所謂“占用型金融詐騙”在本質上應歸屬于金融欺詐行為。而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我們區分金融詐騙和金融欺詐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