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下有隱私嗎？這個問題初聽起來似乎有些怪，其實一點也不。因為在我國五千年的漫漫歷史長河中，隱私這個詞出現(xiàn)得太少，就是在今天，已經(jīng)經(jīng)過了“三。五”普法，正在進行“四。五”普法的廣大民眾，對隱私的概念也不甚了了。隱私權的保護在我國，更是幼稚得象嬰兒一樣。如果我問，“走在大街上，我們有隱私嗎？”，有兩篇法學界的文章回答了我，“走在大街上，我們有什么隱私？”，我又問：“當兩個人一對一談話時，我們有隱私嗎？”，還是那兩篇文章回答：“兩個人面對面地談話，有什么隱私問題？”。當我再看了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以下簡稱高法新解釋）以后，我覺得我有話要說了。要闡明我的觀點，就有必要先說清楚什么叫隱私，所謂隱私，目前法學界比較一致的解釋是：不影響公共利益的，不愿意讓他人知道的私人空間，私人信息，我們稱之為隱私。而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處理自己隱私的權利稱為隱私權。隱私權來自人格權，而人格權來自于人的兩大支柱性權利之一的人身權，另一支柱性權利是財產(chǎn)權。人身權的來源，則來自于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明確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八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也就是說，憲法已經(jīng)明確了對人的隱私權保護的法源。隱私權是一種絕對權，而且他是作為人生存的一項基本權利，具體地說，就是人不管何時何地都享有隱私權，不管他是走在大街上還是在家里，不管是在陽光下還是在黑暗中，不管他是和很多人談話還是和某一個人談話，他的隱私權都應該得到絕對地保護，一個人雖然是走在街上，但從哪兒來，到哪兒去，去干什么，只要不影響公共利益，則完全是他的隱私。兩個人面對面的談話，如果一方未經(jīng)對方同意而把談話內(nèi)容錄制下來，這也肯定構(gòu)成了侵權行為，因為這是對對方意志的剝奪，往法理上講，一個人的語言內(nèi)容應該只有其本人才有權支配和處理，因為其本人擁有對其語言的所有權，未經(jīng)其本人同意而錄制，是一種竊取行為，已經(jīng)夠成了對其所有權的侵害。能夠剝奪或部分剝奪公民隱私權的只有兩種法定情形：一、國家機關依法執(zhí)行公務時。二、新聞機構(gòu)進行新聞報道時。前者是公法意義上的剝奪，后者是社會公共利益使然。除此之外，公民的隱私權應該得到絕對保護。好了，說到這里，有人就該說了：“這不是和高法新解釋相矛盾嗎？”，對，筆者著此文的目的正在于此。從觀點上講，我還是贊同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作出的法復（1995）2號《關于未經(jīng)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制其談話取得的資料不能作為證據(jù)使用的批復》規(guī)定：未經(jīng)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制的錄音資料，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為證據(jù)使用。這是符合法理精神的，這不是筆者的懷舊情緒。我們先來分析一下高法的新解釋，新解釋第六十八條規(guī)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guī)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jù)，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jù)。”，而且還給對方當事人規(guī)定了反駁的義務，新解釋第七十條規(guī)定：“一方當事人提出的下列證據(jù)，對方當事人提出異議但沒有足以反駁的相反證據(jù)的，人民法院應當確認其證明力：（一）書證原件或者與書證原件核對無誤的復印件、照片、副本、節(jié)錄本；（二）物證原物或者與物證原物核對無誤的復制件、照片、錄像資料等；（三）有其他證據(jù)佐證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無疑點的視聽資料或者與視聽資料核對無誤的復制件；（四）一方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對物證或者現(xiàn)場的勘驗筆錄。“，這就讓我們很疑惑了，因為這是相互矛盾的，是一個兩難，是沒有實現(xiàn)空間的，既然要不違背一般禁止性法律規(guī)定，而只要對方當事人提不出足夠的反駁理由，法院就可以認定舉證者所提交的證據(jù)，有這種可能性嗎？可以說只要不是國家機關依法執(zhí)行公務和影響了社會公共利益，其他未經(jīng)當事人同意所取得的錄音、錄象資料都是非法的，不管是在程序上還是在手段上，而法院在審查證據(jù)時有義務審查當事人提交的證據(jù)所取得的程序和手段的合法性，那么法院椐何采納？誰能列舉出未經(jīng)當事人同意而取得的錄音、錄象資料在程序和手段上是合法的例子？比如說住在此樓的一個人，用高倍攝像機錄取對面樓上某一窗戶里別人家里的生活情景，合法嗎？丈夫在自己家里安上攝像機以監(jiān)視妻子的一舉一動，合法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隱私權是一種獨立人格權，他沒有依附性。當然，在司法實踐中，隱私權會和其他權發(fā)生沖突的，這是難免的，在我們現(xiàn)階段也是極為正常的，比如行賄受賄者會因為隱私權的保護而發(fā)生對其犯罪行為的規(guī)避，侵犯配偶的配偶權者也會因隱私權的保護使配偶權主張者取證困難，但這些都不應該以犧牲隱私權的保護為代價，從法理上講，隱私權高于配偶權，我們不能犧牲一個較大權去救濟一個較小權，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尋求其他法律手段，比如以公權的渠道來解決這一問題就不失為一條符合法理的而且有效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