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制度不僅是婚姻制度中的重要篇章，也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變化最大，爭議最多的篇章。新中國自1950年婚姻法始，在婚姻法的二次修訂中，離婚制度都是重中之重，且對民眾的生活、婚姻觀念的變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1950年婚姻法徹底廢除了封建主義的男性專權離婚制度，建立起現代社會的自由離婚制度；1980年婚姻法首次明確規定了裁判離婚的法定條件采破裂主義：夫妻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準予離婚。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第一次將離婚救濟的理念植入離婚制度，設立了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及家務勞動補償制度，強化了離婚時的經濟幫助，從而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離婚救濟制度體系。每一次婚姻法起草、修訂的前后，都引發了有關婚姻法甚至是婚姻觀念的大討論。而肇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對1980年婚姻法修訂的討論，可以說是歷次起草修訂過程中理論準備最充分的一次。盡管由于種種原因，婚姻法學家的理論、觀點未得到充分的重視和吸納，但在民法典親屬編的起草過程中，我們作為參與專家建議稿的起草者，有責任、有義務不懈地努力，將那些經過充分討論，意見趨于一致的觀點納入草案當中，同時，也將一些尚未成熟、但確有新意或言之有據的觀點納入草案，供同行們討論。一、離婚立法指導思想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我國兩部婚姻法都是以保障離婚自由、反對輕率離婚作為離婚立法的指導思想的。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在此基礎上有了一個重大發展與突破，即在保障離婚自由、反對輕率離婚的同時，強化離婚救濟，實現保護弱者利益的社會正義與法律公平。保障離婚自由是婚姻自由原則的具體體現，是婚姻關系的本質要求，但保障離婚自由并不等于任意離婚，離婚必須符合法定條件，履行法定程序。法律上有關離婚的各項規定既是對離婚自由的保障，也是對輕率離婚的限制。同時，為離婚的弱勢一方提供救濟手段，使其獲得法律上的公平正義，也是離婚立法的重要內容。離婚救濟制度彰顯了夫妻雙方人格獨立與平等的理念，致力于損害與救濟之間的衡平，而其更重要的社會意義則體現在為離婚自、由與社會正義之間架起了法律的橋梁。二、訴訟離婚法定標準的探討離婚的條件與程序中較有爭議的問題是訴訟離婚的法定標準，這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婚姻法學界爭論最多、最廣泛的課題。1950年婚姻法第17條規定：男女雙方自愿離婚的準予離婚。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經區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調解無效時，亦準予離婚。由于婚姻法對訴訟離婚的標準未作具體規定，50年代一直有理由論與感情論之爭，理由論強調，離婚必須有正當理由，無正當理由不得準予離婚。感情論則強調感情是婚姻的本質，只要夫妻感情確已破裂，就應當準予離婚，而不問理由是否正當。理由論與感情論之爭，實際上是過錯離婚主義與無過錯離婚主義之爭，由于左的思潮的影響，理由論即過錯離婚主義無論在理論界及司法界均占上風，成為主要學說和實際上的判案標準。1980年婚姻法徹底否定了理由論，第一次在中國采無過錯的破裂主義，婚姻法第24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準予離婚。從此感情破裂說取代了正當理由說，感情破裂與否成為決定婚姻關系是否應當繼續維持的標志，學界普遍認為它反映了社會主義婚姻的本質，符合我國離婚立法的發展，是我國司法實踐經驗的總結。無過錯離婚主義成為我國離婚立法與司法的原則。同時，學界又對“感情破裂”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形成了完全感情破裂說與感情與義務結合說。完全感情破裂說強調感情是確認夫妻關系是否應當維持的唯一標準，即使當事人的理由不正當，只要感情確已破裂，就應當準予離婚，不能用不準離婚作為懲罰過錯一方的手段。而感情與義務結合說則認為，婚姻關系具有相對穩定性和權利義務的關聯性，婚姻關系解除與否，不僅應考慮夫妻感情是否破裂，還應當考慮雙方的權利義務及子女和社會的利益；在當前婚姻還未全面實現以感情為基礎時，在離婚時片面強調以感情破裂為原則，必然會產生不良的社會后果。因而應當強調離婚中感情與義務的統一，不能將感情破裂作為離婚的唯一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