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理性訴求的概念

非理性訴求就是在解決問題，化解矛盾的過程中，當事一方或者雙方持偏執態度、采取偏激手段，堅持不合理訴求不依法理性表達訴求就是非理性訴求。

二、群眾非理性表達訴求的表現形式及種類

(一)從行為方式看，主要分為：

1、辱罵、威脅、恐嚇、圍攻、毆打法官、對法官進行人身攻擊，威脅法官及其親屬的人身安全，以及對法官的職務升遷等予以威脅恐嚇。

2、揚言殺人、自殺、自殘向法院施加壓力，以在利益博弈中獲取更優勢地位。

3、哄鬧法庭，在庭審過程中起哄或謾罵、毆打對方當事人，甚至當庭辱罵審判人員。

4、網絡發帖歪曲甚至捏造事實，誤導公眾，為博取自身利益營造有利輿論范圍。

5、靜坐游行、打橫幅行為。雖然說絕大多數當事人在選取非理性、非正常利益表達方式時，其對自身成本的考量和對傳統觀念中的違法行為的自覺抵制都是比較到位的，但確有部分當事人在選擇非理性、非正常利益表達方式時，置國家法律法規于不顧，暴力抗法傾向非常明顯，確有對之進行嚴厲打擊之必要。

(二)從參與規模看，多為當事人本人及其親屬參與。

(三)從涉案類型看，該類情況在民事案件中多發，特別是離婚案件中，哄鬧法庭、揚言自殺、糾集親屬圍攻執行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另外在離婚案件中，未成年人實施非理性、非正常行為的現象值得重視。

(四)從訴訟階段看，在立案審查階段、案件審理期間、執行階段、申訴信訪階段均有發生，尤其在執行階段發生率較高。

三、群眾非理性表達訴求的原因

現實中通過非理性、非正常這些方式表達利益訴求的當事人之所以越來越多，一部分是在很大程度上實屬情非得以，另一部分則是通過這些行為方式，給法院和辦案法官施壓，與有關方面進行利益博弈，進而攫取額外的利益。具體而言，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正常利益表達機制難以滿足現實需求，表達渠道不暢通。當前利益表達機制呈現出精英化、集中化的特性，而外來農民工、農村人群、貧困人口等弱勢群體由于受經濟、知識等條件的限制，擁有的正常利益表達機制和話語權相對欠缺，他們啟動利益表達機制的成本也相對較大。另一方面，社會公眾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訴求越來越強烈。如此，在正常利益表達機制欠缺和利益表達渠道不暢通的大背景下，非正常、非理性方式也就成了部分當事人的當然選擇。

(二)部分當事人法治觀念不強，抱著“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等偏頗觀念。一些當事人對訴訟存在不切實際的過高期待，對基本訴訟規則和司法有限性認識不足，或者對訴訟風險估計不足，全然不管司法運作原理和自身行為可能產生的不利后果，一旦法院判決對其不利，就通過非理性、非正常行為纏訴上訪，試圖通過向法院施壓達到滿足其全部要求的目的。部分法官在解決非理性訴求時的過分遷就，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非理性訴求的發生。當非理性訴求激烈到一定程度，且伴隨特殊時期的特殊要求時，會有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現象，纏鬧之后有的法院花錢買平安的做法，會產生案例指導作用，讓部分群眾對纏鬧有了更大的期望值，甚至會刺激群眾理解為非理性訴求或許更為有效。

(三)法制教育的缺失是一個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基層組織的實質弱化，導致基層群眾長時間缺乏切實有效的法律引導。而同時，快速的經濟發展、日新月異的物質變化，對群眾既潛移默化又十分深刻的教育，讓群眾對私利的渴望越來越大，急功近利傾向愈發嚴重，而這些恰恰是在社會發展中不良行為影子的表現。在相當部分人群中以自我為中心意識過強，與社會整體性產生沖突。法制教育嚴重缺失，社會示范的積極作用太少現象明顯。另一方面，法院的辦案過程雖然有諸多程序予以保障，但在面對各種問題時，總會有解決不好的缺憾存在。這種缺憾對法院來說是個別現象，而對接受人民法院審判結果的群眾來說可能就是全部，由于相關的法制教育引導較少，群眾對問題的包容心缺乏，這時他們會對這種缺憾不能理解和接受，從而產生過激行為。再加上少數法官業務素質不高、作風不扎實，造成案件質量效率還存在問題或瑕疵。不能適應形勢任務的需要。加上當前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法院干警長期處于超負荷工作狀態，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辦案質量和效率。還有少數法官作風不夠深入細致，態度不夠文明禮貌，司法行為不夠規范，裁判文書出現文字差錯等等，雖然實體處理、程序運行并無不當，但極易引發當事人的不滿和對抗情緒，進而對法院判決的公正性產生合理懷疑，從而誘發非理性、非正常上訪鬧訪事件。對司法信任的降低，反過來又加大了法院辦案的難度。

(四)當前在處理非理性、非正常上訪事件時，有的部門出于考核、上級和社會評價等各種考慮，為盡快平息事件，減少信訪壓力，往往會對信訪人做出一些妥協和讓步。這其中，大多數的妥協和讓步是必要的，但也存有個別時候放棄應有立場、犧牲基本原則，輕率對信訪人做出較大讓步，進而換取暫時穩定的做法。這些做法實際上已間接改變了法院判決，不僅嚴重損害了法院判決的既判力，而且一經放大，極易產生連鎖效應，給其他民眾造成采取非理性、非正常手段比通過理性、正常途徑解決更為管用的印象，助長了當事人的投機心理，使一些當事人堅信“上訴不如上訪”。

(五)個別律師和代理人社會責任心不強，煽動、教唆當事人通過非常手段向法院施加壓力。個別律師和代理人法律素養不高，社會責任心不強，加之其在拉攏案源時多采用風險代理方式，在這種情況下，為實現自身利益，他們往往會不擇手段，煽動、教唆當事人采取非正常手段來表達訴求。有些公民代理人為老上訪戶、久訟人員轉化而來，其中不少人自身就是非理性非正常行為的獲益者，他們在代理訴訟時，更是現身說法，極力煽動當事人通過非常手段給法院施壓，以間接獲取高額代理費用。

(六)現有法律法規對法官保護不力，對暴力抗法或教唆暴力抗法行為懲處力度欠缺。當前，法官特別是基層法官面臨的履職風險越來越大，但現有法律法規并未對法官做出特別保護。更為重要的是，相關法律對暴力抗法行為的懲處也很不到位，對暴力抗法行為規定過窄，即便有時當事人的行為已構成行政處罰甚至犯罪，為避免激化矛盾，也往往不予追究、甚至是姑息縱容，現行規定難以落實。而現行法律法規對煽動、教唆當事人采取非常手段表達利益訴求的行為，更是疏于懲處。

四、解決群眾非理性表達訴求的對策

(一)正確認識群眾非理性表達訴求的愿望

1、群眾非理性訴求雖然呈激進、對抗態勢，但歸根結底是尋求利益平衡，實質是民生權利的濫用。而且這種表達方式并非群眾的第一選擇，有的甚至是無奈之舉，決不能把非理性訴求放到工作的對立面。

2、群眾非理性訴求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如任其發展可導致群眾行為的無底線。矛盾得不到解決，則會升級，由公開到對抗，再向破壞發展。已經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和因訴求未果而發生的嚴重事件是少數群眾的問題長久得不到解決的情況下失控造成。

3、雖然非理性訴求呈越來越激烈態勢，但如果我們不斷改進工作，努力實現利益的基本平衡，正確引導群眾，那么非理性訴求是可控的。

(二)站在社會整體的高度來解決群眾非理性訴求問題

群眾非理性訴求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需要社會整體，尤其是法律執行者的深刻反思與竭力改進。通過法官理念與行為的轉變，引導群眾理念行為的轉變，逐漸走向依法理性的軌道。首先是法律教育理念轉變。群眾非理性訴求主要是心理認識原因。而解決心理問題真正有效的辦法就是教育引導。所以一定要樹立司法為民的理念，要樹立行勝于言的理念，把每次司法行為當作是對群眾的法律教育，深刻認識到一次不當的司法行為就是一次錯誤的教育。其次，基層群眾不但需要法律教育，更需要理解和尊重，被別人理解和尊重是尊嚴的體現。無論是哪個層次哪個行業的人，對尊嚴的需要是一樣的。群眾受到傷害就會感覺失去了尊嚴，當司法不能找回平衡，那么不當的司法行為就會對他們形成二次傷害，而二次傷害可能會讓他們的不滿超過第一次，不滿再轉化可能就會發展為憤恨和報復。再者，作為社會疾病的種種矛盾糾紛，需要司法來解決。從這個角度講，民事審判人員是解決社會問題的醫生。所以，應該樹立從根本上解決各種矛盾糾紛的觀念。法治的過程不只是解決矛盾、平衡利益關系的過程，也是通過執法、司法把平等、文明、和諧理念宣播的過程，一定要注重思想引導，積極預防和減少社會疾病的發生。

(三)暢通社會弱勢群體訴訟“綠色通道”，保障民眾利益訴求表達權。加強和完善民意溝通機制，在司法決策出臺前，認真聽取社會公眾的意見和建議，拓寬公眾利益訴求表達新渠道。對于經濟困難群眾和社會弱勢群體，以進一步深化落實“三項承諾”為主要抓手，完善訴訟“綠色通道”，確保其不因經濟困難等原因而打不起官司，確保有理有據的當事人能打得贏官司。

(四)堅持正確的辦案理念，做到案結事了。根據當前的國情，法官在辦案中，絕不能就案辦案，絕不能一判了之，必須注重辦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政治效果的統一，做到案結事也了。要加大訴調對接，進一步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推進“大調解”工作格局，將大量的矛盾糾紛有效化解在萌芽狀態。對一些不滿判決、不理解判決的當事人，要不厭其煩地做好息訴服判的思想工作。

(五)進一步完善公開透明機制,從根本上逐漸贏取司法公信力。群眾依法理性表達訴求，主要的是靠審判權行使者的榜樣作用帶動形成。而保障審判權依法理性行使的有效方法則要靠公開透明機制的建立與落實。要落實好已有的相關規定。為確保執法、司法的公正與規范，法院已經出臺了相關具體規定，而且大都上墻公示，從程序到言行規范的公開已經實現，但在執行上有的還不到位。所以，要加大監督力度，尤其是要加強上位監督，進一步增強公正、規范執法司法的強制性，確保執行到位。并從形式向內容拓展。進行庭審直播、網絡庭審等嘗試，要增加公開當庭宣判率，進一步增加司法透明度。同時，全面落實法律文書說理制度，對各種裁決要依法解釋清楚，說理透徹。積極探索由公眾開放日向公眾開放月、年的轉變。推行“陽光熱線”，建立自己的門戶網站，公開相關內容供群眾自由查詢。通過這些機制，確保執法、司法的公正、理性、平和、文明和規范，從而用這些具體的行為引導群眾逐步走向依法理性。

(六)完善多元化調處機制，拓展解決糾紛的有效途徑。當前，社會整體價值缺失、利益分配多樣化復雜化、法治化尚不成熟，這些決定了僅靠法律體系和執法司法并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需要建立多元化調處機制。多元化調處機制，是以法治為核心為主導，同時發揮其他解決矛盾的方式的作用，甚至是創新一些矛盾調處方式。發揮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作用的同時，加強三種調解的有效銜接，不斷增強調解解決問題的效果。

(七)完善救助機制，非理性訴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權利救濟機制不完善所致，有的雖有救濟制度但有關單位卻執行不力，有的是尚沒有相應渠道。對此，要進一步強化救濟制度的落實。進一步完善社會救濟機制。當前我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備的社會救濟體系，如最低生活保障、城鄉醫療保險、扶貧優撫、教育救助、慈善事業等。除進一步增加這些救濟手段的公開透明，確保運行通暢外，還應完善心理救助機制，成立相關機構，加強有關人員的心理輔導，解決好信訪人員的心理問題。

(八)強化信訪終結機制，從制度上及時終結解決到位的信訪案件。為規范信訪秩序，有效解決無理纏訪、鬧訪和結案后反復上訪問題，對問題已解決到位的信訪案件，應及時終結，但前提是要認真做好各項信訪工作。強化日常信訪案件的辦理。堅持聯合接訪和部門接訪，一站式受理群眾訴求，及時確定辦理責任人，按法律解決到位、過錯責任追究到位、解釋疏導教育到位、實際困難幫扶到位“四到位”要求限期解決問題，爭取讓上訪人自動息訴罷訪自愿終結。加強信訪預警工作，定期排查信訪隱患，盡量把信訪苗頭解決在萌芽狀態。落實首辦責任制，強化辦案人的信訪責任，最大限度避免出現信訪問題。堅持案件評查常態化。對案件已辦結仍堅持上訪的積案，嚴格案件強制終結。對已經“四到位”的信訪案件，或已落實完評查意見的信訪案件，上訪人仍不息訴罷訪的，組織有關人員進行公開聽證，經聽證評議為信訪人上訪系無理訪的，嚴格按規定向上級申報予以強制終結。通過強制終結，樹立正確的涉法涉訴信訪案件工作導向，促進表達訴求工作的良性循環。

(九)加強司法管理和保障，確保辦案質量。要加大對民事案件的人力物力保障，緩解民事審判案多人少的壓力，從而為提高辦案精度提供可能。要加強法官隊伍建設，加大教育培訓力度，強化審判管理，完善工作機制，為提高辦案質量、效率提供保證。要改善工作作風，規范法官行為，增強為民服務意識，力爭人民群眾滿意。

(十)恪守公平正義底線，恪守原則，嚴守底線，使非正常非理性行為人明確法律的剛性不容褻瀆，才能降低當事人利益博弈的心理預期，從而實現減少非理性、非正常表達利益訴求行為的目的。

(十一)加大對實施或教唆、煽動實施暴力抗法行為人的懲處力度。加強對律師、代理人的教育和管理，提高其職業道德修養和基本業務素質，從正面引導其代理行為合法規范。適當拓寬暴力抗法的行為范圍，構建政法系統聯合查處機制，對煽動、教唆當事人采取非正常方式向黨委、政府、法院施加壓力的，酌情給予警告、罰款、直至吊銷執業證書等處罰，加大對暴力抗法行為的懲處力度，完善法院安檢設施和安全保衛工作，確保人民法官的履職安全和人民法院的工作秩序。

(十二)加強法制宣傳，提高民眾法治意識。加大對訴訟風險和司法有限性的宣傳力度，引導民眾正確認知司法有限性，合理矯正其訴訟期待。明確告知當事人權利救濟的合法途徑及利益表達的正當方式，引導其理性正常地表達自身利益訴求。

結語

現階段，我國正處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中，由于各種傳統和現實因素的影響，不重視和不遵守法律的現象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倡導法治、構建法治，應當改變上述狀況。讓“法律之門”向公眾敞開，促使人民群眾知法、信法、守法、用法。推進法治進程，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要強調依法辦案、公正司法，消除不重視和不遵守國家法制的現象。面對當事人的非理性訴求，法院的民事法官應當在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的前提下，嚴格依法辦案，注意工作方式方法，積極化解矛盾糾紛，努力樹立法律和司法的權威。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發生，民事法官肩負的職責非常重大。要發揮矢志不渝的決心和滴水穿石的力量，法治之路才能更加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