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罰體系應當向以自由刑和財產刑為中心的輕刑刑罰結構轉變。要“盡量做到將刑罰的適用和投入量控制在最小范圍內和最低限度內,不濫施刑罰,不浪費刑罰。我國現行刑法規定了5種主刑,除死刑外,其余都是自由刑,在4種自由刑中,3種都屬于監禁刑。在這樣的重刑立法前提下,司法中的重刑主義傾向可想而知,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對刑罰體系或結構進行調整和改革:其一,更加慎重適用死刑。其二,刑事制裁方法的多樣化。如將罰金刑規定為主刑,同時增設勞役刑或社區服務等新的刑罰方法,完善資格刑的形式和內容等。其三,刑罰幅度設置的合理化。我國現行刑法中自由刑幅度設置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法定刑幅度過大。這不僅缺乏科學性,而且在量刑時難以把握,是導致量刑失衡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需要對現行刑法中的刑罰幅度予以適當調整,使之趨于合理化、科學化。
二、對一些犯罪行為進行非刑罰化處理。鑒于刑罰作用的有限性,對那些不必動用刑罰或者刑罰適用效果不理想的行為,采用非刑罰措施予以處理和應對。我們一方面應加強對現有非刑罰方法的操作性研究,另一方面,立法者還可以吸收借鑒其他國家已證明有效且便于在我國實行的非刑罰處理方法,例如,社會服務、周末拘禁、禁止駕駛、擔保釋放等,形成我國的非刑罰化體系。比如可以建立我國的保安處分體系。
保安處分是近代刑罰理論由報應刑向教育刑轉化的結果。“刑罰具有按現實的犯罪程度而定的確切內容,而保安處分則具有以行為人的犯罪危險性為基準科處的不定期的內容”,它強化了處罰時的教育與改造功能。現在,保安處分在絕大多數國家的立法中得到了確認,并且內容日益豐富和完善。我國也有類似保安處分的制度如勞動教養,但它是以完全剝奪人身自由的監禁為特點,實際執行中的嚴厲程度不亞于監禁性的刑罰方法。立法者應將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加以非刑罰化。
三、多適用緩刑、假釋制度。緩刑實際上是為調整短期自由刑的不足而設的。現在,世界各國刑法都實行緩刑并有逐漸擴大其適用范圍的趨勢。在執行刑罰的過程中,假釋的適用比較嚴格,假釋可以充分利用社會資源來改造罪犯,其再犯率一直是比較低的,筆-者認為對服刑過半、沒有現實危險、表現良好的罪犯,應當盡可能地適用假釋。需要注意的是,輕刑化是一種趨勢,又是一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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