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2012年9月至10月期間,被告人裴某多次用剪刀將被害人的汽車倒車鏡鏡片剪下后盜走,藏匿于汽車附近隱蔽的地方,并在倒車鏡處留下聯系電話和銀行賬號,要求被害人向其指定的賬戶匯款。
被告人先后作案12次,每次敲詐500至600元,敲詐既遂6次,得贓款2800元,未遂6次。經鑒定,其盜竊的鏡片評估價值78793元。
[法律解讀]
對牽連犯的處罰原則,刑法總則并沒有明文規定,刑法理論上的通說認為,除刑法分則有專門規定外,對牽連犯應適用“從一重處罰”的原則。采用這個原則處罰牽連犯的情況較多,也是主要立法模式,按照數罪中最重的一個罪定罪,在該最重的罪所規定的法定刑范圍內酌情確定執行的刑罰,雖然是數個罪,但不數罪并罰。
本案被告人裴某所盜竊的汽車倒車鏡鏡片的價值要遠大于其敲詐勒索的數額,裴某盜竊12個倒車鏡鏡片的評估價值為78793元,而敲詐所得數額為2800元,還有6次敲詐勒索未遂。根據《刑法》第264條和274條的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盜竊罪和敲詐勒索罪的司法解釋,結合本案的具體犯罪事實和情況來看,盜竊數額巨大,應在3年以上10年以下判處刑罰,敲詐勒索數額數較大,應在3年以下判處刑罰。盜竊罪重于敲詐勒索罪,所以對被告人裴某應以盜竊罪定罪處罰。
從本案的量刑上來看,被告人裴某的兩個行為是基于一個概括的故意,即敲詐勒索,其主觀惡性比單純的盜竊加敲詐勒索要小,以一罪處罰可以較好地體現兩個行為的牽連性,同時從一重處罰有利于維護法律適用的統一性,減少類似犯罪行為在具體處理過程中出現的同案不同罰的情況。但本案如果只按重罪處罰,即只按盜竊罪處罰,則會造成了對輕罪(敲詐勒索罪)的放縱,畢竟行為人裴某完成的是數個危害行為,雖然彼此間有牽連關系,但不同于單一的一行為一罪,其危害大于單一的盜竊罪,按照這種處罰方式有可能導致量刑畸輕。所以本案應該以一個較重的罪名盜竊罪定罪而把牽連犯罪的另一個行為敲詐勒索視作量刑從重的情節,予以從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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