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運用比較分析法深入剖析現今刑事和解制度在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各個問題，然后提出怎樣發展適合中國國情的刑事和解的構想。

一、刑事和解在司法實踐中的發揮的積極效果

(一)充分體現了刑法謙抑理論的要求。不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法律曾在很長時間內都以其威嚴、鎮壓者的面孔示人，刑法尤其如此。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僅僅依靠嚴峻刑罰，從長遠來看并不能起到幫助罪犯改過自新、預防犯罪以及撫平被害人創傷的作用。同時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刑罰容易得到濫用，為了破案對犯罪嫌疑人進行逼供，不僅會對當事人造成身體上的損害，而且會形成司法腐敗，出現冤假錯案。此時，人們在重新理解刑法的價值訴求后，開始提出刑法的謙抑理論。刑事和解突破原有的刑事處罰，無疑成為實踐刑法謙抑理論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刑事和解綜合雙方當事人的利益訴求，在雙方自愿和解基礎上完成刑事和解協議，不但使讓被害人表達內心的憤懣與要求，獲得因犯罪行為帶來損失的賠償，又能讓加害人更清楚的認識到犯罪行為給他人帶來的傷害，從而讓加害人更好的回歸社會、改過自新，在刑事和解過程中，司法機關改變了原來嚴厲粗暴的的懲戒措施，起而代之的是溫暖人心的諄諄教誨，始終把當事人的權益放在了第一位。這樣會使加害人更為主動的承擔相應責任，積極履行其承諾，更可以融洽雙方當事人因犯罪行為破裂的社會關系，而單純的刑事處罰是沒有這樣效果的。因此，刑事和解的內在價值和刑罰謙抑的價值是相契合的。

(二)刑事和解制度可以節省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傳統的以刑罰為目的刑事訴訟不僅司法成本極高，同時社會收益極其有限，監獄系統也面臨極大的壓力。就我國的當前國情而言，刑事案件數量逐年替增，其中充斥著大量的輕微刑事案件。如果按傳統的刑事訴訟法處理，輕微刑事案件耗費的時間、資源并不比大型刑事案件少，導致司法資源的嚴重浪費、司法效率低下，許多案件不能及時有效處理。刑事和解制度根據自身的特性，對于輕微刑事案件可以快速有效地處理，一旦加害人主動承擔責任，承認錯誤，那么司法機關就不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資源去處理，解放了眾多司法工作人員的工作量，司法工作的壓力也會隨之減輕，司法效率則隨之提高。不僅如此，由于刑事和解是建立在雙方當事人協商一致解決案件的基礎上，所以刑事案件會更好的從源頭消除影響，雙方的訴求得到滿足，上訴率明顯下降。對我國現在司法運行面臨的巨大壓力來說，刑事和解是一種現實的需要。

(三)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構建和諧司法環境，構建和諧社會。孔子云：“禮之用，和為貴”，“聽訴，吾猶人也，必也使之無訟乎。”將“無訟”視為審判的最終價值目標，積極促成糾紛當事人和解。儒學大師錢-穆也曾說過：“中國人的天性，所謂我們的國民性，是‘和合’的分數比較多于‘分別’的。”植根于小農經濟土壤上的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使我們自古就有“和合、無訟”的思想觀念。我們所追求的的首要目標是人際關系的和諧，而通過“官府”的訴訟則會破壞這種和諧。在二十一世紀以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政策，更是為我國引進刑事和解制度創造了政治上的支持。人本理念的興盛，出現在生活中的各處，在刑事訴訟法領域也不例外。堅持以人為本，考慮刑事領域雙方當事人的合理情感訴求，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真正做到以人為中心，不戴有色眼鏡看待犯罪嫌疑人，實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轉變傳統刑事觀念，和諧司法。

二、刑事和解在司法實踐中遭遇的阻力

(一)刑事和解形式上沖擊了我國現行刑法的基本原則，遭遇法的抵觸。我國《刑法》第3條、第4條、第5條分別是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依據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應當依照法律定罪量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若實行了刑事和解制度，則可能使相同的罪行所得到的懲罰不同。例如，兩個人都使用了暴力致人輕傷，但是兩個人悔罪態度不同，一個認罪積極，悔罪態度好，主動與被害人和好并賠償，被害人也愿意與其和解，那么這個加害人可能會免于監禁刑;反之，另一個加害人在犯罪行為完成后，不思悔改，被害人也不愿與其和解，那么后一個加害人很可能被判處監禁刑。同樣的犯罪行為得到兩種不同的處理結果，顯然與我國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背道而馳。根據刑法另一個根本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即任何人都只能平等的適用法律，任何人都不能凌駕與法律之上，不因為身份或者財產等因素而享有特殊待遇。但是如果實行刑事和解制度，那么可能出現法律上的漏洞，被害人可能迫于加害人的某種特殊身份或者滿足錢財上的賠償而接受刑事和解，導致加害人免于刑事處罰。

(二)刑事和解的基本價值與我國的刑罰的基本價值相背離，可能破壞和諧的社會秩序，侵害公共利益。我國刑罰的主要功能是懲治犯罪，國家的公權力懲罰震懾公民不敢肆意從事犯罪活動。但是實行刑事和解制度后，一群投機取巧者可能自我的認為找到了法律的空子，在一定的行為范圍內的施害行為可以用金錢做到“刑事和解”，免于刑事處罰，然后肆意的破壞社會秩序，對犯罪行為放任自流，不但增加了多次犯罪的可能性，而且會給統治者管理和諧社會帶來極大的壓力。最為嚴重的是，民眾會質疑法律的效力，認為法律是有錢人的玩具，刑罰處罰可以通過金錢代替，法律的尊嚴與司法機關的權威將不復存在。

(三)刑事和解程序可能導致權力濫用。權利的濫用可能出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司法機關為了提高和解結案率或者意圖省事，無聲向刑事犯罪案件的雙方當事人施壓，用司法公權力強迫雙方當事人完成刑事和解，達成刑事和解協議。顯然這樣達成的刑事和解協議的效力有待考證。其二，有刑事和解這項制度，受害人可能根據加害人希冀免除刑事處罰而漫天要價，不是根據實際情況提出合理的賠償要求，希望加害人花錢買“和”并強迫對方接受，與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價值南轅北轍。

三、我國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一)擴大刑事和解制度的參與人

本文在刑事和解的主體部分提到人民調解委員會可能作為調解的主持者出現，那么我們是否能把人民調解委員會作為刑事和解制度恒定的調解主持者呢?如果說三角支架是最穩定的支架結構，那么我們應該也可以試試用檢察院、法院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形成的新三角來穩固刑事和解制度的發展，下面就具體分析人民調解委員會充當固定的和解主持者的可行性。

1、人民調解委員會擔任刑事和解主持者的可能性

一個好的和解主持者，顯然對于正在不斷摸索的中國刑事和解制度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能否成為好的和解主持者，筆者認為有如下幾個因素：第一，在和解過程中，保持立場的中立性，做到不偏不倚，保護當事人雙方的合法權益;第二，我國有這種主持的先例，是現實中存在的可行主持，而非幻想的完美理想;第三，這個主持者不會給司法運行造成困難，還需要對訴訟程序起能動作用。根據以上三點，結合當今司法實踐與法律適用，筆者認為可以委任人民調解委員會這個中立的第三方調節機構做為刑事和解的主持者。

不可否認，人民調解制度還有諸多不足存在，但是人民調解制度也有其巨大的亮點。從理論上來看，人民調解委員會來主持刑事和解可能比國家的司法人員主持和解取得更為顯著的效果。我國司法機關基于代表國家行使司法權，給人一種嚴肅、嚴謹的感覺，對比同為普通公民的人民調解員更難以親近，當事人即使愿意消弭矛盾，可能潛意識中有國家強制力的推動，和解的具體效果難以保證。同時，人民調解員調節矛盾可能比司法人員更有經驗，也可能更為細心，這也是能推動刑事和解順利達成的一樣方面。不僅如此，人民調解員的弱行政性，對腐敗的滋生也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保證司法系統廉潔。從實踐上看，人民調解員主持下的刑事和解遠比司法人員主持的效果強，全國已有多個刑事和解委托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試點，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總而言之，把人民調解委員會這種存在多年的普遍運用民事調解制度適用在刑事和解制度上，讓人們更容易了解、接受刑事和解制度。

2、人民調解委員會制度的完善

既然，上面論證人民調解委員會作為中立第三方可以更好的主持刑事和解程序，那么為了更好的保證刑事和解最后的效果，在現有基礎上對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完善也是勢在必行。第一，完善相關法律制度，把能夠適用刑事和解的刑事案件納入人民調解的范圍，做到有法可依。第二，建立多元化調節模式，不在拘泥于傳統的面對面直接調解，節約調解時間，提高調解效率。第三，強化人民調解員的專業水平，加大培訓力度。定期組織人民調解員學習法律知識與調解專業技能，加強法院與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溝通、交流，組織座談會，學習經典案例，提升人民調解員的專業素養。第四，嚴格把關人民調解員的選任，一旦人民調解員主持刑事和解，那么就意味著人民調解進入到刑事程序，刑事案件比民事案件更為嚴謹，對主持者的素質要求更加嚴格，更應該嚴格把關主持者素質。第五，提升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獨立性，主持者的中立性對刑事和解程序至關重要、不可忽視，獨立最重要的就是財政的獨立，筆者認為可以設立刑事和解制度調解的專項基金或者對刑事案件單獨收費。同時，人民調解員應同司法人員一樣，適用回避制度，避免與當事人產生利益沖突，保證司法公正。

(二)完善并加強對刑事和解的審查和監督

1、制定合理的賠償標準

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在刑事和解的發展歷史中，并沒有出現一個當事人和解的標準。如前文所述，刑事和解制度其中一個價值就是刑事案件的雙方當事人實現雙贏，加害人可以通過刑事和解獲得從輕處罰，受害人可以通過刑事和解得到現實存在的賠償。沒有一個合理的賠償標準，導致刑事和解在司法運行中出現漏洞，受害人知道加害人希望免除刑罰的心理，無所顧忌的“行使權力”，導致絕大部分一批受害者漫天要價，即使加害人有悔過的行為與意愿，也不能實行和解措施，就算成功刑事和解，也是傾家蕩產的去滿足受害人的無理需求。

司法機關通過全國各地的諸多實踐，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再依據注重賠償性質的《侵權責任法》制定一個合理的賠償標準。賠償標準可以根據當事人悔罪的態度，犯罪的主觀動機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不能完全由受害人決定多少賠償才能進入刑事和解程序，必須樹立司法的嚴肅性與公平性。刑事和解制度本身的存在就是觸碰了刑法的公平原則，如果刑事和解賠償還沒有標準，那么會出現民眾對司法機關的信任危機。刑事和解的賠償標準制定出臺以后，可以先由某地區先試行，看試行的具體效果，再最后確定具體地方的賠償數額，做到賠償有據。當然，刑事和解不單只是物質上的賠償數額，還有精神上的賠償，可以根據受害人的訴求，要求加害人通過賠禮道歉、公益活動等實際行動完成整合刑事和解的賠償，達到刑事和解幫助犯罪人回歸社會的目的，實現和解價值。

2、嚴格審查和解協議

簽訂刑事和解協議是刑事和解程序的最后步驟，和解協議也是確保刑事和解后加害人能夠補償被害人的保證，可以說刑事和解協議的訂立是和解程序最為重要的一環。正因為刑事和解協議的重要性與嚴格性，刑事和解協議的訂立在雙方當事人協商一致的前提下，還必須訂立書面協議，口頭達成協議無法律效力。刑事和解協議同法律判決書一樣，分一式三份，分別由加害人、被害人和司法機關保存，其主要內容應當突出和解的簡單過程、和解協議的主要條款等，并有當事人、見證人等的簽名。

刑事和解協議簽訂后，還必須由司法機關對和解協議進行審查，在司法機關的嚴格審查下，不僅可以保證刑事和解協議的真實有效，而且也是法律賦予和解協議有法律效力的必須途徑。刑事和解協議是法律中極為特殊的和解協議，它在處分了雙方當事人民事權利的同時，還包含了國家與社會的利益，所以必須從形式與內容兩方面雙管齊下對其提出更高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要求，在目前法律體制中顯然司法審查就是實現這種要求最佳辦法。因此刑事和解協議的程序審查和內容審查是司法機關需要把握的重中之重，其中程序審查主要是審查刑事和解的過程是否合法，是否存在一方當事人欺詐與脅迫另一方當事人等造成雙方當事人不自愿和解情況的出現。而內容審查顧名思義主要是審查刑事和解協議的內容是否合法，主要內容有兩個方面，其一是要審查其是否有違背我國家強行法規定或違反公序良俗;另一方面，要審查雙方是否在自己的權利范圍內行使權利。

嚴格審查和解協議，是我國司法審判制度的嚴肅性的表現，也是司法機關對雙方當事人權利保護嚴謹性的體現，刑事和解協議關系到刑事和解制度能否健康成長，司法機關必須嚴格審查。

3、加強對刑事和解過程的監督

刑事和解的運行過程被很多民眾誤解成權錢交易的過程，大部分民眾認為刑事和解就是“花錢買刑”，面對如此巨大的輿論壓力，還是有許多司法工作人員利用刑事和解這項制度胡作非為，刑事和解制度好不好，也只有和解的當事人最清楚。筆者瀏覽關于刑事和解發展的新聞時，曾注意到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刑事和解案件有定期的回訪制度，詢問和解當事人的滿意度，在筆者看來，這就是一種間接的監督措施，可以保證刑事和解案件的質量。

刑事和解制度作為一個新的刑事司法程序，監督手段是必不可少的，特別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環境下，刑事和解被引入時間短，大家都不熟悉這項制度。在缺少監督的情況下，我國的刑事和解制度甚至可能真的淪為有錢人免除刑罰的工具，凌駕于法律之上，認為有錢就能肆無忌憚的實施犯罪行為，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社會矛盾將會更加尖銳，司法壓力減輕也不可能減輕，反而司法困境會加深，導致法律的威嚴掃地，國家更是會動蕩不安。這樣狀態達成的和解，有的僅僅是對金錢的妥協。所以對刑事和解這樣的新司法制度，必須加強監督，而且是監督整個和解過程，不讓有心人對刑事和解制度造成影響，阻擾這項新制度的發展。對刑事和解過程的監督，應該交由檢察機關統一行使，檢察院作為我國的司法監督機關對法院行使監督權，把對刑事和解制度的監督權交由檢察院行使顯然更加合適，同時加上社會監督確保整個程序的公正。

具體構想如下：

第一，對偵查階段的監督

偵查機關發現刑事案件的雙方當事人要求和解，且滿足刑事和解條件的，經過審查同意刑事和解，那么經過制作書面材料，附上可以刑事和解的證據統一交給檢察院審核，檢察院在審核期間可以采取回訪制，不定期對參與刑事和解的當事人詢問和解滿意度，了解和解情況。如果發現有違法情節或違反自愿原則的，則應當依法行使監督權予以糾正。如果經過查實，發現在刑事和解過程中，有公安的工作人員為了利益以權謀私的，應當根據其具體責任，給予行政處罰，觸犯刑法的，則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對起訴階段的監督

在起訴過程中的預防公訴權的濫用是十分重要的，鑒于日本檢查審查會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國可以借鑒其精華，結合自己國情，創造出中國特色的監督制度。起訴階段的監督更顯重要，公訴權也是有檢察機關行使，所以對起訴階段的監督人員必須單獨分離出來，可以交給其他中立第三方，例如人民調解委員會行使監督權，檢察院配合監督，雙管齊下。

第三，對審判階段的監督

案件在法院的審理階段形成的刑事和解，從程序到內容以及對審判結果的影響程度等，都應當進行公示、說明或者邀請中立第三方機構和檢察院參與刑事和解過程，過程中出現違背當事人意愿的可以由雙方提出異議。如果經過查實，還發現在刑事審判中，有法院的工作人員為了利益以權謀私的，應當根據其具體責任，給予行政處罰，觸犯刑法的，則追究刑事責任。

第四，對和解執行的監督

在執行階段對刑事和解的監督也至關重要，和解的執行關系到整個刑事和解過程的最終目的，檢察機關審慎監督執行階段的刑事和解，切不可出現為免除執行的虛假和解。

綜上，為了保證刑事和解制度的順利發展，檢察機關應該充分發揮其監督義務，同時社會中立機構也可以參與對刑事和解的監督，以檢察院為核心，社會監督為輔助，完善對整個和解過程的督查，保證和解過程的透明。

(三)完善刑事和解的配套制度

1、立法完善社區矯正制度

美國作為一個法制相對完備的國家，它的各種非刑化制裁手段的替代措施都是實行社區矯正，用社區矯正使犯罪人更好的融入社會，通過社區幫助獲得他人的尊重。社區矯正制度在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和解后，被廣泛利用，但是2013年新《刑事訴訟法》中并沒有相關方面的規定，在我國，刑事和解之后的處理是簡單而粗陋的“從寬處理”，怎樣從寬、加害人的義務卻沒有涉及。

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和推廣社區服務的國家，早在其1972年的《刑事司法條例》中創設了“社區服務”的刑種。而在我國，社區服務的發展卻是十分落后于世界其它發達國家。在英美法系，社區矯正的采用是作為一種刑罰制裁手段加以推廣，并行了法律上的判例，法律審判可以借鑒，同時它的配套設施也十分完善、管理人員充足。在我國引入刑事和解制度之后，我國的社區矯正建設應該隨著刑事和解制度的發展而發展，社區矯正制度的完善也可以反作用于刑事和解制度，兩者是相互促進的。社區矯正的最大價值追求就是幫助犯罪行為的實施者通過身體力行地服務大眾，重新取得民眾的認可，進而再次以普通民眾的身份有效的融入社會，這恰恰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價值要求。對比其他基礎設施，中國的社區矯正制度的發展太過滯后，沒有法律規定，沒有穩定的人員經費，權力如何行使都沒有硬性的規定。刑事和解制度的發展給了社區矯正制度一個發展的契機，社區矯正可以規定讓其改造人員固定時間、固定地點服務社會，不但解放了社會上一部分勞動力，也起到了改造犯罪行為人的作用，一舉多得。受害人可以看到不論加害人是否有錢都將身體力行地服務大眾，也將平息心中的憤懣，緩和社會矛盾，增加社會良善風氣。

一個完善的社區矯正制度必須在法律上有所規定，國家可以單獨成立一個全權負責社區服務的公務員單位，采用財政撥款形式使其具備充足的經費去配合刑事和解制度的發展，規定具體的服務方向，落實相關政策，使社區矯正單位行使權力有法可依，社區改革有錢可用，這樣才能真正完成對犯罪行為人的具體改造，使其重新回歸社會、融入社會。筆者也相信，如果參與刑事和解的犯罪行為人能夠完美改造，重新認識生活中的真善美，那么構建和諧的中國之路又將向前跨進一大步。

2、建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

在刑事和解制度中，受害人愿意和解的愿意，一是看到了加害人的悔罪態度，認可加害人的悔罪行為;二是可以使因犯罪行為帶來的損害得到補償。顯然后面的原因才是第一時間影響受害人的主要因素，在當今的司法實踐中，當加害人受到刑罰制裁后，受害人受到的損失其實很難得到全部的補償。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受損的經濟補償可能分為三個方面：來自犯罪行為方即加害人的經濟賠償，如果雙方當事人實行刑事和解，那么賠償能更加迅速的到位;來自社會上慈善人士或慈善機構的補償，犯罪行為影響極大的犯罪案件，得到社會的關注后，可能得到來自社會的生活補償;最后是來自國家的補償，存在國家補償機構的國家，可能根據實際的犯罪情況，對受害人進行補償。三種因犯罪行為而存在的補償方式，中國存在兩種，但是來自社會的補償基本很難，能夠得到社會補償的刑事案件大部分也不會屬于刑事和解的范圍，所以說在中國，刑事案件的受害人能夠得到的犯罪補償僅僅是來自行使犯罪行為的加害人。首先，受害人得到的補償方式來源單一，僅僅靠著加害人的賠償來挽回自己因犯罪行為受到的損失，這時受害人會提高賠償額度，逼迫加害人賠償作為刑事和解的條件，不利于真正的達到緩和矛盾的目的。其次，犯罪行為人的經濟條件也決定了刑事和解的成敗，經濟條件差的，面對刑事和解的賠償數額望洋興嘆，有悔罪的行為態度也不能進入刑事和解程序，會助長犯罪行為人仇視社會的意識，也與刑事和解的價值取向背道而馳。所以說，我們應該拓寬對受害人的補償渠道，努力解決單一補償方式的害處。

當今中國僅有國家賠償和行政補償，顧名思義，國家賠償是國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給公民造成損失的賠償，行政補償也是同類性質。而西方國家在多年前就建立了國家補償機制，國家會主動給那些因犯罪行為而受到侵害，加害人無力賠償的受害人補償所受損失，彌補受害人的被侵犯情緒。在那些建立了國家補償機制的國家看來，受害人受到犯罪行為的侵害，是由于國家管理出現失誤，國家就有義務補償受害人的損失，給國民以歸屬感、自豪感。顯然，這種制度會給國家財政帶來一定的壓力，但是換回來的是更為穩定的社會環境與更加凝聚的民族凝聚力。在20世紀80年代，聯合國也肯定了國家補償機制的存在，規定如果被害人不能在犯罪行為人或其他方面得到應有賠償，成員國就有責任向遭受嚴重傷害的受害者或者遭受嚴重罪行使受害者死亡或殘疾的家屬提供經濟上的補償。自此后，相繼有十幾個國家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保護國民的合法權益得到實現。

當然，中國不能單純的引入西方的國家補償機制，中國作為人口密集的社會主義大國，有其獨特的國情，要制定合適的國家補償機制，必須實事求是，根據實際出發，因地制宜的完成制度的建設。筆者認為，國家應該建立國家補償機制，這項機制的建立更利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發展，滿足受害人的所受損失，緩和犯罪行為帶來的矛盾，給廣大公民一種歸屬感。國家補償機制的原始存款可以由國家財政預先負擔一部分，再向社會募捐一部分，加上法院沒收的非法所得，筆者相信足夠完善國家補償制度的原始積累。國家向受害人補償后，可以要求加害人每年通過勞動歸還一部分，做到資金的可持續發展。筆者相信，國家補償制度的存在，能夠推動刑事和解制度更好的發展，真正實行和解的價值，刑事和解制度才能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