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說認為，我國刑法之所以規定脅從犯主要是為了對共同犯罪人進行更加細致的區分，以便更好地貫徹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這就是我國刑法將脅從犯規定為共同犯罪人的獨立種類的意義所在，也是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的政策的法律化,依據刑法總則和案件事實準確認定了脅從犯之后，只是就共同犯罪人的分類定了性，尚未準確定罪，只有根據案件事實所符合的刑法分則中的具體條款，才能給脅從犯確定罪名。之后再進一步把刑法總則第28條和上述刑法分則的相應條款結合起來，才能最后對脅從犯準確量刑。要準確量刑，就應著重領會第28條的立法精神，同時應積極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的立法和實踐經驗，以求對脅從犯進行更為合理、適當的定罪量刑。

在英美法系刑法中,因脅迫而犯罪是一個重要的合法辯護理由，是不負刑事責任的;大陸法系刑法則將脅迫作為緊急避險的一種，阻卻刑事責任的發生。但在我國刑法中，脅從犯與外國刑法中的“脅迫”并不完全相同，脅從犯應當負刑事責任，理由如下:

1、脅從犯是共同犯罪的一種，主觀上有罪過，客觀上實施了嚴重危害行為,其行為已構成犯罪，就應承擔刑事責任這一犯罪的必然法律后果。脅從犯在能夠拒絕參與犯罪的情況下，屈從脅迫，將脅迫者的犯罪故意轉化為自己的犯罪故意與犯罪行為，使脅迫目的得逞。雖然，他參與犯罪的動機(直接故意行為人)或間接目的(間接故意行為人)是避免脅迫者對他的損害，是合法的，但這種合法的犯罪動機或間接目的對其行為構成犯罪卻毫無影響，相反，行為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損害法律所保護的另一利益，這一事實恰恰構成了刑法追究其責任的倫理根據。所以說，對于脅從犯予以適當的處罰，不僅對其本人是一種教育與挽救，對他人也具有教育意義

2、規定脅從犯應當負刑事責任，是刑法引導公民維護其意志自主的需要。達到一定年齡、精神健全的人，都有根據自己對外界事物、現象的認識，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這種意志自主是行為人進入社會的前提，也是社會與之發生交往關系、預設其行為表現的前提。行為人應維護其意志自主，以維護、爭取其在社會中的地位，而法律也應激發、誘導、保護人們這種意志自主，使每一個人都成為意志健全、自主的公民，從而保證社會的正常運行。因此，當公民遭遇外力、其意志自主受到侵犯時，首先有義務擺脫這種侵犯，在其力所不及時，才有權利尋求社會公共力量的幫助。如果他怠于自我保護或沒有積極尋求社會救助，就違背了一個正常、理智公民的義務，法律就應對此予以責難。脅迫是對被脅迫者意志自主的侵犯，但脅從犯不僅沒有維護其意志自主，反而對此侵犯予以認可，屈從脅迫，參加犯罪，自然應當接受刑法的譴責與否定。

3、我國刑法中的脅從犯與外國刑法中的“脅迫”的內涵并不完全相同。在英美法系刑法中，脅迫要成為合法辯護理由，一般還存在下列限制：

(1)威脅的內容只能是致人死亡或重傷;

(2)成立謀殺罪或某些叛逆罪應判死刑的被告人不能適用脅迫的辯護理由。

如美國《伊利諾伊州刑法典》規定：“行為人在死亡或者重傷緊迫威脅之下實施的但不是該處死刑的罪行，不負刑事責任;如果他合理地相信要是他不實施這種行為，就會遭到死亡或身受重傷。”但如果只是以對其實施損害名譽、毀壞財物等輕微損害行為相威脅，就不能使被脅迫者的行為失卻違法性.而我國刑法中的脅從犯，損害財物或名譽、剝奪自由都可以作為脅迫內容，被脅迫參與的犯罪罪種也沒有任何限制，可見，外國刑法中對成立脅迫有更高的要求(這也是其不負刑事責任的根本合理性所在)。因此，有學者認為，我國刑法對脅迫程度不加區分，對于遭到脅迫的行為人不分情況一律認定為脅從犯，這是欠妥的.但是筆者以為，在脅從犯的責任問題上，我國刑法與外國刑法沒有絕對可比性，不宜厚彼薄此、生搬硬套。

4.追究脅從犯的刑事責任也是保持我國刑法刑事責任體系平衡的需要。刑事責任是對犯罪人及其犯罪行為的譴責與否定，對于社會危害程度相同或相似的行為，法律對其譴責與否定的程度也應該是相同或相似的。在我國刑法中,脅從犯的社會危害性與防衛過當、特別是避險過當極其相似，而防衛過當、避險過當都應負刑事責任，為保證刑法公正，對脅從犯也應追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