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眾犯罪是必要的共同犯罪，是共同犯罪的一種。我國刑事立法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從立法上將共同犯罪固定在故意犯罪的范圍內。這就要求聚眾犯罪人必須要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它排除了過失”這一罪過形式進入聚眾犯罪的領域的可能。

所謂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過意思聯絡，認識到他們的共同犯罪行為是危害社會的行為或者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決意參加共同犯罪，希望這種危害社會的行為進行以及希望或者放任這種危害社會的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它是共同犯罪人承擔刑事責任的主觀心理基礎。

聚眾犯罪的故意不是單獨犯罪故意的簡單組合，而是三人以上犯罪故意的有機統一，這種統一的紐帶就是主觀意思的聯絡。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刑法理論在論及共同犯罪的主觀方面時，都特別強調共同犯罪人之間的這種意思聯絡。日本刑法學家牧野英一指出：共犯的主觀要件是意思聯絡。由于甲的意思與乙的意思互相聯絡，其兩者的行為，才產生法律上統一觀察的結果?！鼻疤K聯刑法學家A·H·特拉伊寧也認為，如果不要求各共犯之間有一定的主觀聯系，就必然把刑事責任建立在幾個人的不同的行為客觀巧合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必然會導致所發生的結果的客觀歸罪?！边@都是指共同犯罪人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法表明愿意共同實施某種犯罪。這種主觀的意思聯絡，不一定全部以明示的方式表達出來，還可以通過默示或者合乎邏輯的行為表現出來。聚眾犯罪的故意同樣也是如此，并且聚眾犯罪一般是直接的故意，即是希望危害社會的行為進行和希望危害社會的結果發生的心理狀態。在通常情況下，聚眾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具有雙重性：一是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是危害社會的行為或者自己的行為可能會造成的危害社會的結果持希望的心理態度;二是對他人(即與自己共同犯罪的人)的行為是危害社會的行為或者他人的行為可能造成的危害社會結果持希望的心理態度，這兩種心理態度的有機統一就構成了聚眾犯罪人的意思聯絡。

聚眾犯罪的故意只有實行故意，一般不存在組織故意和教唆故意，更不存在幫助故意。因為，聚眾犯罪是必要的共同犯罪，是刑法分則特別規定的犯罪，聚眾犯罪行為人都是實行犯，因而其組織故意和教唆故意在聚眾犯罪中都不是非實行故意，而是實行故意。也就是說，在聚眾犯罪中，組織、策劃、指揮、教唆、實施、參加的故意都是一種實行的故意，即行為人明知在聚眾犯罪中，自己是在和他人聚眾犯罪，自己的組織、策劃、指揮、教唆、實施、參加行為是危害社會的行為，或者對自己的組織、策劃、指揮、教唆、實施、參加行為可能造成危害社會的結果持希望發生的心理態度。

我們在研究聚眾犯罪時要特別注意同時犯的問題，不要將同時犯認定為聚眾犯罪。所謂同時犯”，是指二人以上的行為人沒有共同實行犯罪的意思聯絡，同時對同一目標實行同一犯罪的情況。正如德國刑法學者**·海因里?！ひ惪?、**斯·魏特根所說的那樣：可能有數名彼此無關之人均作為正犯參與實施同一犯罪行為的情況發生(同時正犯)。”如果數人共同導致了構成要件該當的結果，同時又沒有共同的犯罪決意，是同時犯。”如行人對某車上散落下來的財物，沒有人組織、策劃、指揮，一哄而上進行哄搶，由于哄搶人之間沒有意思的聯絡，這種哄搶行為一般應當不認定為聚眾哄搶罪，對于哄搶人可以根據其哄搶的情節和數額，考慮分別以搶奪罪論處。

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有一些刑法理論學者認為聚眾犯罪一般具有無組織性，聚眾犯罪多為遽然而形成，因而，參加聚眾犯罪的各個人在聚眾的情況下，人人有機會為首謀，他們之間不以意思之共同及行為之分擔”為必要條件。這種觀點值得探討。如前所述，聚眾犯罪是一種必要的共同犯罪，既然是共同犯罪，就必然要求行為人之間有意思的聯絡，沒有意思的聯絡就不能稱之為共同犯罪。在聚眾犯罪中，都有首要分子，聚眾犯罪人在聚眾犯罪首要分子的組織、策劃、指揮下進行聚眾犯罪，這里的組織、策劃、指揮行為就具有組織行為的性質，其本身就帶有意思聯絡”的含義在內，如果沒有彼此之間的意思聯絡，聚眾犯罪無從進行，如果發生犯罪也只是同時犯而不是我們所說的聚眾犯罪。這其中的意思表示”、意思聯絡”不一定發生在聚眾犯罪的開始，也可以發生在聚眾犯罪開始后、進行中。同時，既然認定聚眾犯罪有首要分子，那么首要分子的組織、策劃、指揮作用就是起組織”的作用，這個組織行為”也就是將參加聚眾的各個人的意思聯絡起來，使其意思成為聚眾者的意思，進而使其他聚眾者的意思統一起來，否則其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無從體現。只是刑法不將此組織、策劃、指揮行為視為組織犯，而將其規定為實行犯而已。

從聚眾犯罪的動機來看，社會中的孤獨的個人為了求生存的必要，自然而然地會形成一種依賴群體的心理，在這種心理的影響下，就會產生一種被稱為群集欲”愿望。因此，單個的個人不僅會以一種本能心態加入各種社會團體，而且很容易產生一種參加到聚集的群眾中的意愿，與聚集的人群共同行動。于是，如遇到有聚眾形成的時候，多數人就容易引起共同參加進去的欲望，特別在這種聚眾的目標與其興趣相符或相近的時候更是如此。孤獨的個人雖然存有群集欲”，但是也并不是每個個人都盲目地參加任何聚眾，也就是說，即使有聚眾形成，個人對自己是否參加這種聚眾，仍然要由其個人的意志所決定，而不是根本不經考慮就予以參加。是否參加聚眾還是按照個人的決定而有所不同，尤其是內心具有安全感的個人一般不至于參加聚眾而共同實施行為，只有那些具有嚴重不安感和挫折感的個人，才有參加聚眾而共同實施行為的欲望，其目的就在于想在聚集的人群中尋求某種安全感和發泄心中的挫折感。由于多數個人在聚眾之中產生交互作用的關系，聚眾后所體驗的不安感與挫折感比單獨的個人所體驗的要大得多，在這種情況下，當有人向聚眾的人們提出安全的指示時，這種具有嚴重不安感和挫折感的個人最容易接受這種指示。當大多數人接受這種指示時，則指示的內容自然成為聚眾者的目標，個人的意識和意志、態度就會受聚眾的目標所影響而修正。因此，聚集起來的人群非常容易接受各種指示，并將指示的目標作為本身的目標，這就屬于轉移目標的情形。于是，聚集的人群本來所具有的合法目標，由于受到他人的指示或者煽動，就可能轉變為違法的目標，并實施攻擊、破壞或者侵害的行為。因此，實施暴力性的聚眾犯罪行為人，其實施暴力的動機并不一定從聚眾一開始就已經存在，他們在開始時可能并沒有實施暴力的明顯意圖，而在受他人煽動之后，才開始有這種不法意圖的產生。因此，對這種聚眾犯罪主觀方面產生、發展的情形，在審理聚眾犯罪案件時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