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案件中違法所得數額的認定應以全部銷售收入計算。

首先，以全部銷售收入計算更能體現公平原則。《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六條“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關主管部門按照各自職責分工，沒收違法所得、違法生產經營的食品和用于違法生產經營的工具、設備、原料等物品;違法生產經營的食品貨值金額不足一萬元的，并處二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貨值金額一萬元以上的，并處貨值金額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責令停產停業，直至吊銷許可證……”等條款皆有違反本法規定的，沒收違法所得、違法生產經營的食品等內容。兩個行政相對人違法行為相同、性質一樣，如都是經營未經動物衛生監督機構檢疫的肉類，一個將所有的肉類在未加價(即未產生利潤)的情況下銷售完畢，一個所有的肉類還在倉庫尚未銷售。按照第一種意見，在違法產品銷售完畢的情況下受到的處罰只是罰款，對銷售出去的銷售收入無需沒收;而在違法產品沒有銷售的情況下，受到的處罰卻不只是單純的罰款，還要沒收違法產品，這等于變相地減輕了對違法產品已銷售行為的處罰。

其次，以全部銷售收入計算更能體現對危害性行為的嚴懲。違法產品已銷售的，說明社會危害性已開始向外蔓延、開始擴散;違法產品未銷售的，說明社會危害性還未向外擴散、還在可控范圍之內。如果按照第一種觀點進行處罰，那么，就會出現對社會危害性比較嚴重的違法行為處罰比對社會危害性比較輕的違法行為處罰更輕，從而鼓勵了當事人進一步違法，這顯然有違行政處罰的宗旨和目的。

第三，當當事人以低于成本價銷售違法產品產生負利潤時，若按照第一種意見“違法所得=(銷售單價-進貨單價)×銷售數量”的公式計算，行政機關要沒收違法所得是不是還應當對當事人的負利潤進行補貼，這顯然是荒謬的。

而主張扣除進貨成本的觀點認為，以銷售收入作為違法所得，違背了處罰法定的原則，侵犯了當事人的合法財產權，即認為當事人投入的成本屬于合法財產。

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不能自圓其說，合法的財產在用于從事違法行為時，就已經失去了合法性，就不再屬于合法財產，這是筆者的基本觀點。我們經常見到公安機關在查辦案件時，會報告“現場查獲多少毒資、多少賭資”等等，這說明，任何私人擁有的合法財產，在投入用于違法行為時，都失去了合法性。

其次，這種觀點認為，沒收食品、原料和工具并非投入的成本，是為了取締其違法經營行為。這就更加荒謬了。當事人所經營的食品、原料和工具，有哪一樣不是當事人投入的成本呢?當事人購進一批食品，難道沒有投入了“合法財產”嗎?所以這是自相矛盾的說法。再看這種觀點，認為沒收食品、原料和工具，是基于經營活動違法，是為了取締和制止這種違法行為。說的好，因為經營活動違法，所以這些食品、原料和工具就具有了違法性質，就不再具備合法性，即使投入的成本也不再具有合法性，因此要沒收，這不是和前面我的觀點一致了嗎?既然違法經營的食品都要沒收，那么銷售違法是食品的收入為何又不全部沒收呢?這就矛盾了!這個銷售收入同樣是基于經營活動的違法是具有了違法性，因此，扣除所謂的“合法財產投入”是站不住腳的。沒收銷售收入和沒收違法經營的食品、原料、工具，從邏輯上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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