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上訴人(原審原告)：上海錦*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錦*公司)。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上海妙*建筑安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妙*公司)。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吳某根。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郁某龍。

第三人：**申祥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

吳某根掛靠于妙*公司承接建筑工程，郁某龍系妙*公司工作人員。2006年12月12日，妙*公司與**公司簽訂了一份購銷合同，由**公司向妙*公司承接的宏發電聲工地供應混凝土，共計貨款為630520元。宏發電聲工地由吳某根實際承建，而與**公司的合同協商、貨款對賬的簽字確認等工作均由郁某龍進行。之后**公司按照合同履行了供貨義務。2007年4月28日，**公司與錦*公司簽訂債權轉讓協議書，**公司將截至2007年4月25日妙*公司所欠混凝土制品貨款430520元的債權轉讓給錦*公司，郁某龍于2007年5月6日在該份協議書上簽字。2007年5月22日，案外人趙*付向妙*公司出具一份由**公司制作的承諾書，承諾書表示將妙*公司結欠**公司的混凝土款500000元轉讓給趙*付。之后，妙*公司分兩次將500000元支付給了趙*付。錦*公司因妙*公司未按債權轉讓協議的約定支付轉讓款，故訴請判令三被告支付43052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違約金。

【裁判要點】

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郁某龍不具有代表妙*公司簽署債權轉讓協議的權利，其簽署的債權轉讓協議既未得到妙*公司或吳某根的追認，錦*公司及**公司亦未提供相應的證據證明該轉讓協議通知到妙*公司或吳某根，故該份轉讓協議不發生法律效力。據此判決：對錦*公司要求妙*公司、吳某根、郁某龍支付貨款430520元及逾期付款違約金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錦*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二審經審理認為，從妙*公司在宏發電聲廠房工程工地上涉及混凝土合同的活動來看，可以認定郁某龍實際被授權代表妙*公司并以其名義實施相關行為。因此，郁某龍在債權轉讓協議書上簽名的事實，可以認為妙*公司已接到債權轉讓的通知，妙*公司應受債權轉讓協議的約束，應依其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遂依法改判：妙*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錦*公司支付合同債權轉讓款人民幣430520元。錦*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法律評析】

本案實質上是一起因債權雙重讓與引起的糾紛。債權讓與成立，不僅須有債權讓與的意思--債權讓與合同，還須有權利變動的外觀--債權讓與通知。在出現債權雙重讓與的情形下，需解決哪一個受讓人能確定地獲得債權的問題。為此，本案需確定以下幾個問題：(1)郁某龍在“債權轉讓協議書”上的簽字是否表明妙*公司已接到債權讓與的通知?(2)受讓人趙*付向妙*公司出具“承諾書”的行為可否視為讓與通知?(3)若兩次債權讓與均成立，出現債權雙重讓與的情形，錦*公司和趙*付誰能夠優先獲得債權?

一、債權讓與的判斷

(一)債權讓與合同成立不等于債權讓與成立

債權讓與和債權讓與合同不是同一個概念，而是具有聯系和區別的兩個范疇。債權讓與，是指債權自讓與人移轉到受讓人之手的過程，是債權變動的一種形態，在不承認物權行為的立法中，它屬于事實行為;同時，它也是債權屬于受讓人的一種結果。而債權讓與合同則為引起債權讓與的一種法律事實，并且，因其以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為要素，故其屬于一種法律行為。債權讓與合同作為合同關系的一種，其成立與生效問題自然應遵循合同法的一般規則。根據法律規定和合同法理論，意思表示一致是合同成立的根本要件。只要合同訂立人具有相應的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真實、且不違反法律或社會公共利益，合同自成立時起生效。當然，法律出于尊重當事人意志和公序良俗等考慮，還對一些合同規定了特別生效要件，如當事人對合同生效所作的附條件、附期限的約定，以及法律對合同要求登記、批準才能生效的規定等。不難看出，只要債權讓與合同符合法律對于一般合同生效要件的規定，便自成立時起生效，基于合同的相對性原理，即可在債權讓與合同當事人(讓與人和受讓人)之間產生拘束力。而債權讓與涉及到讓與人和受讓人之外的第三方即債務人，“債權讓與合同對債務人生效”方能成立債權讓與。債權讓與合同如何超越合同雙方(讓與人和受讓人)而對第三方(債務人)發生效力，依我國立法例，關鍵在于讓與通知。

(二)讓與通知是債權讓與成立的要件

我國《合同法》第八十條第一款規定：“債權人轉讓權利的，應當通知債務人。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可以看出，我國立法采取通知主義原則，依此條文，可明確駁斥兩種誤讀：一種觀點認為，讓與通知是債權讓與合同的生效要件;另一種觀點認為，債權讓與合同一經成立生效，債權就發生移轉，受讓人即取得對債務人的請求權。讓與合同的當事人是讓與人即原債權人和受讓人，相對于該合同，債務人只是無關的第三人。債權不同于物權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前者為請求權，后者為支配權。在物權的變動中，因其為支配權，可以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任意為之，所有權人的意志可以支配物權的變動;而在債權的變動中，因其為請求權，故不能無視債務人的存在。作為一種利益平衡，只有令債務人知曉債權讓與事實后，債務人才與受讓人發生關系，受讓人才可能對債務人請求債務的履行。“存于債務人方面的行為必要性構成了債的真正本質。”合同之債的核心是一種負擔，是一把法鎖，亦即債務人的債務方面。與物權不同，債權具有相對性，債權人的利益實現并非基于直接支配某項財產，而是“一種要求債務人履行債務的權利”。因此，如果對于所謂的債務人不能產生這樣的拘束力，便說明該項合同對債務人并未生效。因此，債權讓與合同的成立與生效，并不意味著債權的移轉，只有“債權讓與合同對債務人生效”，方是債權讓與的成立。依我國合同法，通知是債權讓與合同對債務人發生效力的條件。本案中，存在兩個債權讓與合同。一是錦*公司出具的“債權轉讓協議書”，表明自2007年4月28日，讓與人**公司與受讓人錦*公司成立債權讓與合同;二是案外人趙*付出具的“承諾書”，表明2007年5月22日**公司將債權轉讓給趙*付，二者之間成立債權轉讓合同。如前所述，債權讓與合同成立不等于債權讓與成立，后者還涉及到讓與通知的問題。只有適格的主體，以適當的形式，通知合適的相對人，讓與通知才有效，債權讓與也才能成立，債權讓與合同始對債務人產生效力。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究債權讓與通知的有效要件。

二、債權讓與通知的效力要件：主體、形式和相對人的考察

(一)讓與通知的主體

讓與通知主體的立法例有兩種：一是以《日本民法典》和《澳門民法典》為代表，只承認讓與人可對債務人為讓與通知;二是多數國家的立法和判例認為，讓與人和受讓人均可為讓與通知，譬如《法國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美國《統一商法典》等。我國《合同法》第八十條未明確債權讓與通知的主體，是否限定為讓與人，需結合法律文本及立法演進加以考慮。有學者認為，《合同法》第八十條規定的讓與通知的主體雖只明文提及“債權人”，但民法強調意思自治，法無明文禁止即允許，因此可認為我國讓與通知的主體包括受讓人在內。其次，“從經濟角度觀察，債權是否容易轉讓，債權轉讓是否有法律障礙并非決定因素，保障受讓人安全地位的法律規定才是決定性因素。”如果將讓與通知的主體只限定為讓與人，則讓與人擁有單方決定受讓人債權能否得到實現或何時得到實現的權利，為其重復讓與提供了便利，受讓人對此卻無能為力，交易安全(債權讓與本質上也是一種交易，只是交易的標的比較特殊--債權)無法保障。盡管能追究讓與人的違約責任，受讓人卻可能承擔讓與人無力償付的危險。如果存在這樣的風險，將會導致受讓人在受讓債權時躊躇，甚至不愿接受債權讓與形式，如此一來，債權讓與制度的存在將會受到嚴重質疑。而受讓人為通知主體則可有效保障受讓人權利，更好實現債權讓與的立法功能。較之于讓與人，受讓人更為關心將債權讓與的事實通知債務人，因為只有這樣，受讓人才真正享有對債務人的請求權，才真正獲得他所渴望的交易標的物——債權。當然，受讓人可為通知主體需加以限制，以保證讓與通知的可信性。相關立法中，這一附加條件通常為：受讓人向債務人為讓與通知時，需提供有效取得債權的證明文件。我國今后的相關立法對此可以借鑒，當下司法實踐中也應予以參考。

(二)讓與通知的形式

我國《合同法》對于讓與通知的形式未予規定，一般認為，具體方式可由當事人自主決定，有特別約定的從其約定。出于證據效力的考慮，宜以書面形式為之。此處“書面形式”的理解，應以《合同法》第十一條規定為據：“書面形式是指合同書、信件和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的形式。”另外，隨著科技的進步，新的聯絡方式層出不窮，類似qq、msn等即時通訊、手機短信等，亦應包含于書面形式之中。口頭通知的，應有書面證明支持，或比照我國《繼承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的規定，需有兩個以上無利害關系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證明。

(三)讓與通知的相對人

讓與通知的相對人通常為債務人本人。若債務人有代理人，其代理人亦可為通知的相對人。自然人債務人死亡時，其繼承人為讓與通知的相對人。當繼承人為多數時，只需通知其中之一，對其他繼承人即發生通知效力。債務人破產時，應對破產清算人為通知。債務人為法人或非法人其他組織時，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負責收件的人、法人或非法人組織的代表，均可作為相對人。在債務人有多人的情況下，則應當根據具體法律關系的性質進行處理：當存在多個連帶債務人的情況下，對其中一人所為通知的效果僅限于該人，而不及于其他連帶債務人。若欲將債權讓與的效力及于所有債務人，就必須通知全體債務人;當存在主債務人和保證人的情況下，基于保證債務的從屬性，僅通知主債務人即可。但是在僅通知保證人的情況下，其結果是不但對主債務人不生效，而且對保證人也不生效;在不可分債務的情況下，必須對全體債務人進行通知[6]。本案中，大量證據能夠清楚證明，郁某龍系妙*公司“宏發電聲”項目負責人，因此其作為債權讓與通知相對人并無不當，其在“債權轉讓協議書”上簽字的行為，表明債務人妙*公司已接到債權人**公司債權讓與的通知，債權讓與合同(**公司與錦*公司之間)對債務人妙*公司發生效力。若承認受讓人亦可為通知主體的話，趙*付向債務人妙*公司出具承諾書的行為可理解為讓與通知到達債務人，債權讓與合同(**公司與趙*付之間)亦對債務人妙*公司發生效力。從這一角度講，**公司所做的兩次債權轉讓行為，均發生債權讓與的效力，從而出現債權雙重讓與的情形。至此，哪一個受讓人能確定地獲得所受讓的債權，成為本案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三、債權雙重讓與的處理規則

(一)通知優先規則

《聯合國國際貿易中應收款轉讓公約》在附件中列舉了“以登記為準的優先權規則”、“以轉讓合同時間為準的優先權規則”和“以轉讓通知時間為準的優先權規則”三種解決債權雙重讓與中受讓人優先順位確立的規則，供締約國予以選擇，這表明該《公約》注意到了世界范圍內存在的三種優先權規則并表示了同等尊重，即登記優先規則、時間優先規則、通知優先規則。時間優先規則為德國和我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民法所采納。大陸法系采取這一規則根源于物權形式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德國法傳統的國家和地區將債權讓與視作準物權契約，故在第一次讓與后，債權便移轉于第一受讓人所有，讓與人對這一債權從此喪失所有權。登記優先規則為美國《統一商法典》第九編所確立，兩個支付了對價的受讓人相比較，最先登記了含有讓與信貸聲明的受讓人獲得優先權。這是以在公共機構的登記順序來決定受讓人之間的優先效力，一般以法律的明文規定為條件[7]，因為有些債權讓與被排除在第九編的適用范圍之外。時間優先規則完全放棄了債權讓與中公示手段的運用，對交易安全全然不加考慮，在實踐中最不可行。就對交易安全的保障力度而言，登記優先規則應是首選。在商事領域集合債權的讓與中，該規則可以免去一一通知債務人的麻煩，可以節省成本。但這種將導致讓與成本增加的規則，只能適用于專門從事特定種類債權如應收款轉讓業務的專業金融機構，無法普遍適用于普通民眾。尤其在我國目前登記制度混亂的情況下，更不切合實際。美國債權讓與登記是在債權流動性日益加強的背景下針對多數集體債權轉讓而設計的，例如資產證券化，對此不可不察。學說界大多認為我國立法所采取的物權變動模式為債權形式主義(即物權的變動，除有當事人的合意外，尚需踐行登記或交付的法定方式)，這一點在《物權法》上得到進一步確認[8]。在通知主義立法例中，通知使債權讓與合同對債務人產生效力，亦即，債權變動的意思(債權讓與合同)與權利變動外觀(通知)共同產生了債權變動的效果。因此，從立法體系化的要求出發，我國債權形式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不僅需要債權讓與通知主義立法的配套，也呼喚雙重讓與中通知優先規則的出爐。現行立法應作擴張解釋，即《合同法》第八十條同時應理解為：讓與人就同一債權向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受讓人作出讓與時，首先通知給債務人的轉讓具有優先地位。本案中，趙*付向債務人妙*公司出具承諾書的時間(2007年5月22日)，明顯晚于郁某龍在“債權轉讓協議書”上簽字的時間(2007年5月6日)，也即以錦*公司為受讓人的債權轉讓首先通知到債務人妙*公司，因此，該轉讓具有優先地位，錦*公司要求妙*公司付款應予支持。

(二)多情形下的具體處理規則

司法實踐中，債權雙重讓與往往存在多種情形。基于上述論證，對不同情形下的債權雙重讓與所采取的處理規則作進一步探討。

情形一：兩次讓與均未通知債務人

讓與人將債權轉讓給第一受讓人后，又將其再度轉讓給第二受讓人，兩者均未通知債務人時，基于未經通知，債權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的法律規定，兩者對債務人均不發生法律效力。對債務人而言，其仍應向讓與人承擔給付責任。在債務人已向讓與人履行債務后，又收到債權讓與通知的，其履行仍合法有效，構成債務清償。

情形二：兩次讓與均通知債務人

債權人將債權向不同受讓人轉讓后，又都向債務人作出通知的，基于“通知在先，效力優先”的原則，通知在先的債權讓與合同對債務人生效，債務人應依據通知時間，向收到的第一個讓與通知的受讓人承擔給付責任。如果讓與通知同時到達債務人，債務人具有選擇權，可以選擇任意受讓人為給付，因為讓與通知的制度設計側重對債務人的利益進行保護。

情形三：兩次讓與，一個通知

債權人就同一債權先后與兩個人或更多人簽訂債權讓與協議，而只將其中一份債權讓與協議內容通知債務人時，根據通知主義的立法規定，債務人的新債權人只應是該通知所涉及的債權讓與的受讓人，而其他受讓人則與債務人不產生法律關系。因債權人未為通知或通知無效而使得債權讓與協議未對債務人生效的，相關受讓人可要求讓與人承擔違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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