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賠償歸責原則之確認,關系到整個國家賠償責任制度體系的建構及其正常運行。因此,其合理性和科學性在一個國家賠償責任理論方面及實踐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顯然，我國現行法律對國家賠償責任歸責原則的一元化規定，僅根據國家機關行為客觀上的合法性來判斷國家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其排除了過錯與無過錯情況下的國家賠償責任，從而縮小了國家賠償責任的范圍。事實上，對不同種類的國家侵權行為應當分別適用不同的歸責原則。首先，行政賠償、司法賠償及公有公共設施致害賠償應當適用不同的歸責原則;其次，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實施的法律行為與事實行為應當適用不同的歸責原則;再次，行為合法但結果違法的情況與行為和結果均違法的情況也應當適用不同的歸責原則。7

隨著國家賠償司法實踐的發展，其弊端也日益突顯出來，司法實踐證明將違法歸責原則作為整個國家賠償制度的總歸責原則存在著諸多的缺陷。本文將具體歸納闡述如下：

(一)違法歸責原則在價值層面上存在缺失，其出發點不利于受害人尋求國家賠償的法律救濟

根據我國《國家賠償法》第一條的規定：“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享有依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促進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可見其立法宗旨即是為促進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為實現這一立法宗旨，立法者將國家賠償的歸責原則設計為違法歸責原則，但該原則的出發點本身是不正確的。

理由如下：國家賠償本身應當是一種基于侵權行為而由國家承擔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從其價值層面上來說，違法歸責原則側重于對國家機關行為是否違法進行評價，而不是以公民、法人是否受到損失及這種損失是否應當由國家承擔作為出發點，這本身即違背了國家賠償制度設立的最終價值目標。

根據違法歸責原則，首先考察的是侵權人行為的合法性，而不是受害人的損失賠償問題，只有侵權人行為違法才會考慮如何賠償問題。如上文所言，這是為了將國家賠償與國家補償區別開來。但這種思維模式和操作模式，實際上只是一味的側重于對國家機關行為的法律評價，而忽略了受害人所遭受的損失及該損失是否應當由國家賠償的考慮。因此，該出發點是錯誤的。

筆者以為，貫徹國家賠償立法宗旨的根本出發點，應當是對受害人所受損失的負擔或者彌補，而不是對造成該損失之行為的原因進行評價。正如應*年教授和楊*君教授在《國家賠償若干理論與實踐問題》中所述“違法歸責原則側重于對國家機關行為的法律評價,而不側重于對公民、法人是否受到損失以及這種損失是否應當由他承擔的考慮,違法原則把歸責原則定位于對造成損失行為的評價上,結果就使得一些無辜受到損失的個人得不到應有的彌補或賠償,縮小了國家賠償的范圍,無端增加了受害人獲得賠償的難度,使賠償責任變成了評價責任和追究責任。”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