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法院對梁某盜竊一案作出判決。該判決還寫明：1、梁某于2011年11月、12月分別供述了同年另外盜竊板材5次的詳細情況和10余次的概括情況，但庭審階段否認了這兩次供述;材料廠對賬發現同期材料非正常損失36萬余元;檢舉人聽到梁某自稱盜竊材料價值40余萬元。2、除了兩次盜竊行為及犯罪數額(一次既遂，財產價值4128元;一次未遂)被證實外，其他因不能排除合理懷疑而沒有被認定。3、梁某案發后積極退贓，有悔改表現，予以酌情從輕處罰。

刑事判決生效后，原告認為被告的實際損失就是既遂的犯罪數額，價值僅為4128元，遠低于其賠償的5萬元;雙方簽訂的刑事先予賠償協議，因存在乘人之危等法定事由，應被撤銷，被告獲得的賠償數額與既遂犯罪數額價值之差額(以下簡稱刑事差額給付)45872元給付系不當得利。故訴至法院，請求民事不當得利返還。

重慶市九龍坡區人民法院經審理，以原告梁女士證據不足為由，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梁女士不服上訴到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后，經法官釋明，其撤回上訴。

如何認定是否構成不當得利

不當得利(unjustifiedenrichment)指沒有合法根據，或事后喪失了合法根據而被確認為是因致他人遭受損失而獲得的利益，應負返還的義務。如售貨時多收貨款，拾得遺失物據為己有等。取得利益的人稱受益人，遭受損害的人稱受害人。受益人與受害人之間因此形成債的關系，受益人為債務人，受害人為債權人。

【案情】

原告梁女士之子梁某案發前是被告周某個體材料廠叉車駕駛員。2011年7月26日梁某盜竊該廠材料被發現，梁女士代子賠償5萬元，后與被告補簽賠償協議書;7月29日，梁某主動投案自首。

2012年5月，法院對梁某盜竊一案作出判決。該判決還寫明：1、梁某于2011年11月、12月分別供述了同年另外盜竊板材5次的詳細情況和10余次的概括情況，但庭審階段否認了這兩次供述;材料廠對賬發現同期材料非正常損失36萬余元;檢舉人聽到梁某自稱盜竊材料價值40余萬元。2、除了兩次盜竊行為及犯罪數額(一次既遂，財產價值4128元;一次未遂)被證實外，其他因不能排除合理懷疑而沒有被認定。3、梁某案發后積極退贓，有悔改表現，予以酌情從輕處罰。

刑事判決生效后，原告認為被告的實際損失就是既遂的犯罪數額，價值僅為4128元，遠低于其賠償的5萬元;雙方簽訂的刑事先予賠償協議，因存在乘人之危等法定事由，應被撤銷，被告獲得的賠償數額與既遂犯罪數額價值之差額(以下簡稱刑事差額給付)45872元給付系不當得利。故訴至法院，請求民事不當得利返還。

重慶市九龍坡區人民法院經審理，以原告梁女士證據不足為由，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梁女士不服上訴到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后，經法官釋明，其撤回上訴。

【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因原告之子涉嫌盜竊犯罪，所以原被告之間的賠償協議是一種刑事訴前和解協議，而原告的賠償是代替其子梁某履行賠償周某經濟損失的給付義務。梁某盜竊行為所造成的周某的財產損失分別表現為民事上的侵權之債和刑事上的犯罪數額，原告的賠償目的具有刑事與民事上的雙重性：既是清償侵權之債，又是返還犯罪數額金錢價值，且在刑事上還包括尋求被告的寬-恕、促使梁某獲得自首、從寬處罰建議、減輕處罰等機會。后原告的目的均得以實現，因此，被告的獲益具有合法依據而不構成不當得利。

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中的賠償協議存在明顯的可變更、可撤銷的法定事由：一是原告因對其子的盜竊財物具體數額不清楚和救子心切，對案件標的存在重大誤解;二是被告利用原告不知情而夸大損失，且以告發為由脅迫原告及其子，存在欺詐和脅迫;三是被告還利用原告方緊急情況，明顯是乘人之危;四是原告的給付明顯超過原告方應賠數額，該協議顯失公平。因此，該賠償協議應當被撤銷，撤銷后，被告獲得的刑事差額給付45872元并無合法依據，系不當得利，應當返還。

第三種意見認為，原告主張撤銷賠償協議應毫無疑問。但是，徑直主張被告獲得的刑事差額給付45872元系不當得利，須存在如下前提：該協議被變更且變更后的協議確認原告方僅須賠償4128元現金價值，或者協議被撤銷后原被告合意抵銷犯罪數額的4128元現金價值。但本案并非變更之訴，也無抵銷合意，條件并不具備。實際上，該協議被撤銷后，原告本享有物上請求權，但因原告給付的是5萬元現金，物權轉化為債權，因此被告則負擔清償的5萬元，系不當得利。至于梁某的犯罪數額返還，是被告與梁某之間的另一法律關系，梁某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被告可向梁某另行主張返還。

【評析】

因給付目的已實現而相對人獲益不構成不當得利。

1、原告不宜僅憑其給付多于其子犯罪數額價值而主張不當得利。本案原告主張被告獲得的刑事差額給付45872元欠缺合法依據并主張給付不當得利返還，明顯將問題簡單化。本案因梁某的盜竊行為而起，雖然原告的刑事訴訟賠償數額超過刑事判決實際確認的梁某犯罪數額金錢價值，但該給付行為實際上涉及多重法律關系，法律適用時應當適用體系解釋的方法，才能厘清相關法律問題及其關系，確認相關問題的法律性質，辨別孰是孰非。首先，本案的法律問題具有多重性和復雜性。本案涉及民法與刑法、實體法與程序法、法律規定與法理基礎等多個領域的多項規定，如盜竊行為及其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失在刑事與民事上的不同;合同可撤銷的法定事由以及撤銷后的法律后果;給付不當得利的構成要件;具體不當利益的認定與舉證責任;犯罪數額與侵權之債財產數額(本文簡稱侵權數額)的區別;刑事與民事證據規則的區別;等等。其次，原告的賠償是刑事與民事上的雙重給付，并具有雙重目的。本案的賠償協議從屬于特定的刑事法律關系，其目的也具有民事與刑事雙重性。認定被告獲得的上述差額是否有合法依據，必須考慮原告給付的對價與目的的特殊性。

2、因欠缺法定事由，本案中的賠償協議不應被撤銷。民事合同可撤銷的根本依據，在于當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實或導致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嚴重失衡。因我國法律采用物權變動有因性理論，合同被撤銷后，只有在原給付標的不是法律上的物，或者原物不能或無需返還時，產生的財產返還請求權才為不當得利之債請求權。本案中，原告給付的現金無原物返還的必要和可能，如果賠償協議被撤銷，則存在成立不當得利的可能。但本案并不存在撤銷賠償協議的法定事由。首先，乘人之危中的“?！辈皇艿赖禄蚍傻姆穸ㄐ栽u價，而梁某的盜竊行為卻為非法，并無乘人之危的前提。其次，民事中的欺騙或脅迫均指非法行為，而被告對梁某主張侵權賠償或刑事責任，均是法定權利或義務，是否主張或告發，均系合法行為，不是欺詐或脅迫。再次，梁某盜竊被發現前，系材料廠職工且已銷贓部分材料，應對被盜材料價值非常清楚，原告又是在梁某投案前主動賠償，他們對協議標的存在重大誤解的可能性非常小。最后，賠償協議是基于雙方對被告的財產損失的概括性認可，其對價包括刑事與民事上的雙重價值，符合權利義務對等與等價有償原則，并無顯失公平。

3、原告不能證明其給付數額與該給付對價存在具體確切的差額。首先，本案以梁某的侵權數額作為原告給付的財產性對價更為合理與公正。原告之所以主張被告獲利構成不當得利，是因為其認為被告的財產損失就是梁某的犯罪數額。這種觀點并不可取。原告的給付具有雙重對價，即民事與刑事兩個方面。在刑事上，除了清償梁某的犯罪數額外，原告給付的主要對價則是梁某在刑事審判中需要獲取的刑事法律利益，一是需要履行的刑事法律義務，二是獲得被告的寬-恕以便達成刑事訴前和解，三是在偵查、提起公訴階段的從寬處罰建議，四是刑事審理中的減輕處罰等。后面這些既難以用金錢衡量，實現后也難以回轉。因此，刑事訴前賠償并不能以刑事上的犯罪數額來衡量其給付的對價性與對等性。相應地，原告給付在民事上的對價為侵權數額，可以折算為金錢價值，以侵權數額作為財產性對價來計算原告的給付與之的差額(簡稱民事差額給付)，更合理、公平。其次，梁某的犯罪數額并不等同或等價于其侵權數額。因法律上的量的規定性以及證明標準等方面的不同，犯罪數額與侵權數額往往存在量的不同。依據實體法，犯罪數額是刑事違法性評價;而侵權數額是民事違法性評價。

依據程序法，完全相同的證據，最終被證實的刑事法律事實與民事法律事實往往差別明顯。即便是以客觀真實為標準，兩者對量的要求也不一致，犯罪數額并不等價于侵權數額。再次，原告應當承擔梁某的具體侵權數額這部分法律事實的證明責任。原告主張的不當得利與梁某的具體侵權數額之間具有如下邏輯關系：具體侵權數額是具體民事差額給付存在的前提;而具體民事差額給付又是不當得利成立的前提之一。換言之，具體的侵權數額則是支撐原告主張的關鍵。依據一般民事糾紛的“誰主張，誰舉證”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該部分法律事實應由原告來證明。原告主張由被告自證損失，混淆了主張該法律事實的主體，不符合民事證據規則。最后，原告不能證明梁某的侵權數額僅限于價值4128元的犯罪數額?；?a href='http://www.sdjlnm.com/panjue/5.html' target='_blank' data-horse>刑事判決書的記載，除了前述梁某的犯罪數額外，依據刑事證明標準因無法排除合理性懷疑而沒有在刑事判決中確認的其他侵權數額，卻因梁某的自認與其他相關證據形成優勢證據，依據民事證明標準，能夠相互印證的，也可以直接被認定為侵權數額。需要特別說明的問題是，梁某在刑事審理中對原來兩次有利于被告的供述予以否認，依據誠實信用原則和民事證據規則，因原告不能證明梁某的自認源自意思表示受到非法干預或錯誤認識，這兩次供述不但有效，且其證據效力也非常高;況且，比較梁某在辯護律師介入前后的意思表示自由程度以及可能存在的對自我保護的認知變化，其在先的自認更可信。綜上，原告無法證明梁某的具體侵權數額，其主張欠缺基本的法律事實。

4、因原告的給付目的均已實現，被告獲益不構成不當得利。給付不當得利的核心要件就是給付欠缺目的。本案中，首先，原告的給付具有明顯的目的。給付目的并不一定要明確表示，默許或通過習慣或慣例可以推定亦可。本案中，雖然，賠償協議沒有涉及到給付目的，但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司法實踐和生活常識可以推定，原告的給付目的至少包括：民事上消除其子的侵權之債;刑事上獲得被告的寬-恕以便獲得自首和從輕、減輕刑罰的機會等。其次，原告的給付目的業已實現。因為原告的主動賠償，被告放棄了侵權之債請求權，并沒有主動告發梁某的犯罪行為，而是給梁某自首的機會，而且檢察院還向法院提交了從寬處罰的司法建議書，法院在刑事判決中也將梁某的自首和主動退賠作為從輕刑事處罰的依據，因此，原告的給付目的完全實現，被告的獲益具有合法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