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第二類自訴案件的研究
所謂第二類自訴案件是指“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這類案件在性質上與第一類自訴案件不同,它不是純粹的自訴案件,而是公訴案件與自訴案件的交叉與結合;這類案件也與第三類自訴案件-公訴轉自訴案件不同,它不是公訴優先、自訴補救,而是公訴權與自訴權并行存在。這類案件既可以由被害人提起自訴,作為自訴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也可以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按公訴程序進行。但對于按公訴程序進行的此類案件,如果符合公訴轉自訴案件的條件,也可以轉化為第三類自訴案件。
由于此類案件具有公訴、自訴權并行存在,適用程序可以選擇的特點,因此實際運用中必須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公訴權與自訴權的關系,另一個則是適用程序如何選擇和確定。一般而言,此類案件范圍的大小與這兩個問題的處理有著直接的關系。如果案件范圍較大,涉及的利益關系自然較多,在賦予被害人自主選擇程序的權利時,就需要公訴權時時予以干預。如果案件范圍較小,并且案件類型有嚴格限制,即使自訴權行使不當也不會引起較大的社會危害,因而自訴人享有的自主選擇程序的權利和自由就可以相對放寬。權衡利弊,筆者認為對于此類案件,應當在嚴格限制案件范圍的前提下,允許被害人自主選擇適用何種程序比較恰當。從世界各國及各地區的立法情況看,關于自訴案件的具體范圍規定不盡相同,但均有嚴格限制,只是臺灣現行刑訴法與此不同,與其舊法相比,擴大了自訴案件的范圍,即“所有刑事案件不論其犯罪性質與罪行輕重,被害人都可以提起自訴”。“但臺灣有關自訴立法變遷及執行中的諸多弊端,從反面進一步說明了限制自訴的必要性”。(注:參見卞*林:《刑事起訴制度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247頁。)當然,要限定此類自訴案件的范圍,首先必須把握此類自訴案件的構成條件。在筆者看來,構成此類自訴案件應當同時具備這樣幾個條件:一是案件主要分割的是被害人的個體利益,這也是起訴權可以交由被害人行使的基礎。此種情況下,由于追訴犯罪事關個人利益,出于原始報復情感和對犯罪的痛恨,被害人往往會積極、主動地行使自訴權,并且由于這類案件的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即使被害人追訴不力或疏于追訴,也不會危及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二是案件一般不經專門的偵查程序,依憑個人的力量就能獲取充足的證據。我們知道,確定有罪必須建立在證據確實、充分的基礎上,那么為了確保被害人自訴權行使的有效性和現實性,依被害人個人力量就能獲得證據理應成為確定此類案件的決定性條件之一。當然這類案件也必須是犯罪情節輕微、危害不大且案情簡單,原、被告明確的案件。從我國修正后的刑法來看,對于此類案件范圍的規定是比較模糊和籠統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試行)》曾對此類案件劃定了具體范圍,即故意傷害案(輕傷);重婚案;遺棄案;侵犯著作權案(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除外);假冒注冊商標案(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除外);妨害通信自由案;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威脅、毆打司法工作人員或者訴訟參與人,嚴重擾亂法庭秩序案。該司法解釋將以上案件確定為第二類自訴案件,遇有這類案件發生,被害人當然有權提起自訴。但問題是,如果在允許被害人享有自訴權的同時,不保留其選擇適用公訴程序的權利,那么有些案件就可能因被害人提供不出充分的證據,或因其他原因而放縱對罪犯的懲罰。因為這類案件,在一般情況下被害人能夠依靠受害的經歷取得充分的證據,但由于犯罪行為的多樣性、復雜性,有時不經偵查是難以獲得確實充分的證據的。因此,如果僅依自訴程序解決,則勢必會因人民法院不享有偵查權而影響對案件的審理。盡管該司法解釋已將其中兩種案件注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即不作為自訴案件,但這兩種案件情節是否嚴重,不經偵查一般也難以認定。因此對于第二類自訴案件,賦予被告人選擇程序的自由則可以充分發揮被害人的能動性,由其根據自己掌握證據的多少,從案件具體情況出發,理性地選擇最能及時、有效地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追訴程序,從而有助于減少不必要的訴訟環節,節約國家有限的司法資源。當然,被害人對追訴程序作出選擇后,在程序上是具有約束力的,即如果被害人選擇了自訴程序而案件又被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和審判,不論自訴人是否勝訴,公訴程序都不得再進行;但如果被害人選擇了公訴程序追究犯罪,且符合公訴條件,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也不得以該案屬于自訴案件為理由加以拒絕。因為這類案件就本質而言畢竟不同于告訴才處理的案件,法律之所以賦予被害人自訴權,主要是考慮到這類案件自身的特點、訴訟的效率、程序的簡化等因素,如果被害人沒有能力自訴,而依據刑訴法第84條規定向公安或檢察機關行使控告或報案權時,國家司法機關當然有義務承擔追究犯罪的責任。應當說明的是,1998年1月1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聯合發布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條,在調整第二類自訴案件范圍的基礎上(注:調整后的第二類自訴案件的范圍為五種三類案件,即:故意傷害案(輕傷);重婚案;遺棄案;妨害通信自由案;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生產、銷售偽劣商品案件(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侵犯知識產權案件(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屬于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對被告人可以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其他輕微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98年6月29日頒布的修改后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也將此類自訴案件的范圍調整為此五種三類案件。關于第二類自訴案件的范圍如此規定是否合理,還有待于實踐檢驗。),對于被害人自主選擇自訴或公訴程序的權利也給予了充分肯定,即“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對于其中證據不足、可由公安機關受理的,應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被害人向公安機關控告的,公安機關應當受理。”這其中,對于此類案件,在被害人選擇了自訴程序的前提下,如果因證據不足,并且案件是可以由公安機關受理的,此類案件就可以由自訴轉化為公訴。這樣規定,主要是為了避免因此類自訴案件范圍的相對擴大而影響對被害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和弱化對犯罪的追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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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徐丹律師,女,法學學士學位,國家司法考試A證。現為湖北尊而光律師事務所核心專職律師,婚姻家事法律事務部負責人,執業證號為14201201711164197。徐丹律師從2012開始先后在地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有過實習工作經驗,從事執業律師以來,秉承“專業、誠信、敬業、務實”的工作作風和為人處世的態度,已處理過多起訴訟和非訟法律事務,咨詢解答大量各類型民事、經濟、刑事案件。尤其擅長各類婚姻家事糾紛;婚前、婚內財產風險評估和規劃;為境內或者跨境婚姻、繼承提供法律意見;債權債務糾紛;房產合同等。對于婚姻家庭的矛盾有著獨到的見解,善于從法律角度與女性特有的角度為當事人出謀劃策,善于處理婚姻家庭中的疑難雜癥。在執業中也不忘關懷弱勢群體,結合地區司法局以及律所綠色通道提供專職援助,對于一些困難的群眾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服務,是一位有著專業素養與社會責任感的女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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