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一個羈押涉嫌犯案者的地方，一個多年來身處公眾視線之外的地方。高墻之內是怎樣的環境？里面的人過著怎樣的生活？僅有少數與其有接觸的人群能略知一二。頻繁奔波于不同的看守所會見當事人的刑事辯護律師們，便成了看守所的最佳觀察者之一。

十多年前在云南工作過的知名律師張*鴻，兩年前開始在微博上發文，陸續回憶他見過的看守所，組成了一幅《看守所百態》。其中在云南一些看守所的經歷，聽起來充滿傳奇色彩，甚至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十多年來，云南的看守所有著怎樣的變化？面對記者，張*鴻曾經的同事、現仍在云南工作的刑辯律師龔*鋼做了最好的補充。

“躲貓貓”促使看守所人性化

龔*鋼發現，昆明市看守所安了視頻系統，被拘押者的家屬可以看到親人的狀況了。

看守所與監獄不同，是關押未決犯的地方。未決犯是一群等待法院裁決是否有罪的人。進了監獄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具體刑期，但看守所里的人羈押時間不定，從幾天到數年不等；監獄允許在押人員的親屬探視，但看守所則絕對不允許。

刑事辯護律師龔*鋼在云南工作多年，2010年赴美國進修。去年回來后，他發現昆明市看守所有了變化——“居然”安裝了視頻系統，可以讓被拘押者的家屬通過視頻，看到親人在看守所的狀況。他發現，2009年的“躲貓貓事件”對云南看守所系統觸動比較大。事發后，云南多數看守所的條件有了較為明顯的改善。可視化系統，便是昆明看守所管理越來越人性化的體現。

不過，各地的看守所不論軟件還是硬件，依然存在巨大差別。

十多年前張*鴻在云南工作時，發現邊境地帶由于毒品案太多，死囚很常見，常常沒有特別的管束措施。他在西雙版納看守所會見當事人時，曾靠在水泥乒乓球臺上，依次會見過三名坐在球臺旁邊石墩上的死囚。

同樣是十多年前，張*鴻在迪慶州香格里拉縣（當時還叫中甸）遇到了他從業以來見過的“管理最寬松的看守所”。他回憶，那是幾個青年打死一個小偷的案子。他走到幾個正烤火的人面前，說“我是律師，想會見”。便有一個人站起來給他辦手續，之后對著其他烤火的人喊了一聲，然后又站起一個人來，說：“我就是當事人了。

現在回想起來，張*鴻仍然記得自己當時震驚萬分。當事人跟他一起來到一間四面漏風的土屋里，那就算會見室了。張*鴻問了那青年幾個問題，青年人無法回答，兀自站起來走到門口，朝院子里用藏語喊了一聲。一會兒又過來一個人，說“有事就問我”。原來這人是那青年人的哥哥、案件的主犯。后來，青年人的哥哥被判了死刑。

龔*鋼也曾經在云南的一個偏遠縣城遇到過相似的情況。但那都是在條件不完善的偏遠地方。在昆明這樣的大城市，看守所對死囚的管束措施則是嚴格按照規定。一審死刑，二審在復核期間的拘押人員都要戴腳鐐。會見時，看守要把它鎖好，之后才能離開。

昆明市看守所的會見室，以前都是用玻璃隔開，聲音傳遞效果很不好，律師與當事人談話，有時需要隔空對吼。有時候會見的律師多了，聲音還會相互干擾，只能先等旁邊的律師喊完，自己再喊。

再后來，為了方便說話的效果，看守所便在玻璃上開了小洞。聲音效果稍好了一些。省司法廳曾過問這事，要求看守所的隔離設施做些改進。但是，看守所屬于公安系統，不屬于司法廳管，司法廳只能站在律師的立場，建議將律師會見室內中間的玻璃去掉，要求看守所避免監聽、監視。最后落實下來，多數看守所只采納了“取消玻璃”這一條。

按照國際慣例，監聽、監視是不被鼓勵的，一般情況下允許看守看得見，但不允許看守聽得見。但在我國，沒有明文法律條例規定不允許監聽、監視。

再到后來，看守所會見室里的玻璃換成了細鐵絲網，說話無阻礙了。但是律師隔著鐵絲網從外面看里面的人，總感覺人的面部有點變形。有的看守所玻璃未取消的，仍用電話通話。不過，無論是隔著玻璃還是隔著鐵絲網，律師做完筆錄后都無法將文件遞給當事人簽字。龔*鋼曾嘗試讓看守幫忙遞進去，但總是很麻煩，最后只好免去簽字環節。

有的看守所，要在律師進去前對其進行搜身；有的律師使用金屬名片，在搜身時都會被搜出來，暫扣代管，那是檢查嚴格的。但也有看守所出現律師給當事人遞煙，甚至送漢堡包的情況。

律師與警察，會見待遇大不同

律師的會見室少，警察的提審室多。很多看守所都有這種現象。

在云南，不同的看守所，手續和程序都不一樣。《律師法》規定，律師只要拿著委托書、律師會見證、律師執業證就可以直接去看守所辦理會見。但是《律師法》管不著看守所，有的看守所會遵照《律師法》的規定辦會見手續，有的看守所會直接拒絕律師會見，把律師打發到辦案機關去辦審批。

昆明有一位律師曾為“會見當事人難”的事提起訴訟，此后昆明市公安局便統一做出調整，不需要律師去辦案單位辦理手續，只需要去分局的法制科申請，由法制科與辦案民警聯系。但這樣辦的程序仍然不算簡化。

在云南，有統一規定的只有昆明市，其他地方看守所的會見問題仍然不是統一的。律師去會見當事人前，需要先打聽清楚當地看守所要辦理會見需要怎樣的手續，否則只能白跑一趟。

昆明周邊縣區的很多看守所不關女嫌疑人。在這些地區犯案的女子很多被送到昆明市看守所。例如有個案子是晉寧在辦，但是嫌疑人被關在市里，提審時辦案人員便要跑很長的路，律師會見也要來回跑。

警方人員去看守所見犯罪嫌疑人時，按規定必須穿警服，必須兩人一起。但在實際中，律師常常見到一個警察見當事人的情況。有時同案犯有四五個人，雖是兩個警察一起去，但為了節省時間，兩人常常分開辦案，最后還是出現一個警察會見一個當事人的情況。

律師在辦案時常常發現，有的筆錄很詭異——一個警察在同一時間里給不同的人做筆錄。出現這種情況，只要律師能指出來，這份筆錄就是無效的。但也有“經驗豐富”的警察，在筆錄上簽字時，故意把時間錯開。

在很多看守所，都有律師的會見室和公安的提審室分配嚴重不平等的現象。在云南，條件好點兒的看守所，律師的會見室有三到四個，但警察的提審室則有很多。多數時候，律師排著隊等著會見當事人，時間拖長了，看守還要提醒律師“能不能快點”，然而此時，警察的提審室卻基本是空著的。

2009年的“躲貓貓事件”之后，看守所對新進羈押人員的體檢做得很嚴格，身上有什么傷或病，都要明確記錄。刑訊逼供一般很少發生在看守所里，而更可能發生在人被關進看守所之前。若嫌疑人在看守所里遭到刑訊逼供，可以立即向看守報告。因此，為了維護自身聲譽，看守所都會盡量避免這種事發生在所內。

看守所里的吃住與勞動

張*鴻經常在一些看守所聞到蘿卜湯的味道。他認為，這是因為蘿卜易洗、易烹調的原因。

以前的看守所監室，馬桶就在睡鋪邊上，新來的人一般都先睡在馬桶旁邊。這些年，看守所的衛生設施有所改善。龔*鋼有一次見一家看守所正在建設新的監室，發現新監室已經有了相對隔離的衛生間。

龔*鋼回憶，有一次，一個看起來挺漢子的當事人，一見到他就開始哭，訴說里面的人如何欺負他，大冬天一進去就讓他洗冷水澡，問他要“孝敬錢”。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龔發現此人不再畏畏縮縮，而且氣色越來越好。“感覺到他在看守所里的地還有一名涉嫌經濟案件的當事人，第一次見到龔*鋼時，哭著、鬧著讓律師給他辦取保候審。后來，此人憑著自己的醫學技能，在看守所給人看病、打針，活動相對自由，許多人討好他，日子好過了，便未再提取保候審的事。到最后，此人得知自己馬上要被釋放時，淡定地說：“得趕快把他們孝敬的錢分一分。

說到看守所的伙食，張*鴻經常在一些看守所聞到蘿卜湯的味道，尤其是環境逼仄的看守所。他認為，這是因為蘿卜易洗、易烹調的原因。“很多看守所都是采用最簡化的方式來管理。”

有一些表現好的在押人員，或一些被判了刑，但刑期在1年以下，在看守所服刑的人，就可能被叫去幫廚，幫忙洗菜、擇菜，或者將裝飯菜的小車推到每層樓去幫忙打飯。

一般來說，嫌犯出庭受審時，是由法院的法警去看守所將人押送到法庭。出了看守所，嫌犯的看管任務便交給法警，由專門的囚車押送。龔*鋼說，上海曾經出現過嫌疑人被警方提出來指認現場時謀劃出逃的情況。嫌疑人坐在警車后座（非專業囚車），突然用手銬勒住駕駛員脖子，因為快速行駛的警車頓時失控，車禍中，嫌犯和駕駛員都身亡。

遇到長時間庭審未結束的案子，就會出現法庭不管被告人吃飯的情況。這時候需要家屬幫他交錢付伙食費。家屬若不在庭審現場，通常是律師或法官幫忙付錢。

十年前，張*鴻經歷了一次看守所派了一名管教押著當事人來出庭的情況，那是在楚雄市中院。上午庭審結束，法官對管教說：“你把他帶回去，吃了飯下午再來。”管教生硬地反問法官：“現在哪里還吃得到飯？”然后出現了破天荒的情況：管教、被告人、家屬、律師圍坐在一起，點了一大桌菜，飽吃了一頓。

根據20年前修訂的《看守所條例》，對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可以安排適當勞動。

早年，張*鴻在昆明市看守所里，見過羈押人員被安排揀辣子，大的歸大，小的歸小。辣椒很辣，有的人不一會兒就涕淚齊流，嚴重的還會引發皮膚紅腫等過敏反應。龔*鋼也見過看守所里的人被安排剝核桃、剝瓜子的。前段時間龔去一個看守所，發現里面的人在加工燈泡。

嫌疑人在看守所里，雖然做的是手工一類的“輕活”，但是因為從早到晚地做，勞動量其實很大。有的人對律師哭訴說，他剝瓜子剝得手都腫了。

龔*鋼知道，五六年前中美人權對話，每年都會提到勞改產品問題。2010年龔去美國進修，他翻閱美國對中國的研究書籍，發現美方居然有對中國看守所產品的詳細介紹。相反，國內民眾則很難接觸到這些信息。

有的看守所完全沒有任何勞動，在押人員每天吃飯、睡覺、學習、放風，閑得很；有的是強制或半強制的勞動，有定額、有任務，有獎有罰。這取決于看守所自身的財務狀況。

看守所里的人性袒露

“基本上，他們與律師之間不會藏著、掖著。”

2010年，晉寧的一個屠夫犯案，殺死一人，傷一人，引發巨大反響。龔*鋼去見他，此人見律師來了，開口便問家里人的狀況、孩子怎么樣、老婆怎么樣。龔發現，此人并非想象中那么兇神惡煞。

龔*鋼說，通常情況下，一審判死刑的人會想方設法找出一切對自己有利的線索，希望律師在二審時能幫忙。若二審是死刑判決，龔在拿到當事人的死刑判決書時，會帶著安撫的心情，去見當事人一面，告知他這個案子今后的程序會怎么走。剛開始，當事人會流露出埋怨的表情，而律師則會進行詳細的解釋。待當事人的情緒平靜下來后，有的甚至會產生出一種解脫的感覺：之前一直在為這事掙扎，現在終于不用再想了。

相對外省而言，云南的特點就是販毒案頻發、毒販多。龔發現，許多毒販其實并不是人們想象的十惡不赦。許多人因貧窮，被人引誘，為解決生計問題，走入販毒歧途。龔-曾遇到一個當事人，是個年紀不大的女孩子，她之所以鋌而走險販毒，是為了幫妹妹賺學費。

有一次，在昆明某看守所，張*鴻會見一個卷入傷害案的小伙子。張對此人說了一條自己的口頭禪：“沒事的時候膽子不要大，出了事膽子不要小。”沒想到，這話被小伙子記在了心里，他出來后發奮圖強，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現在在昆明做律師。他的那起傷害案，張*鴻和龔*鋼都曾前后分別接手；后來，張、龔二人都成了他的朋友。

綏江縣看守所，位于云南和四川交界的金沙江邊。張*鴻曾在那里辦理過一個16歲少年的殺人案。案子二審被發回重審后，張*鴻去見他，發現少年比以前瘦了，而且面色蒼白。一問，原來少年在天臺上勞動時，看見那個冤枉他坐牢的辦案警察，于是將一盆臟水潑了下去……少年因此被關禁閉。

對很多人來說，進看守所，意味著換一種角度看身邊的人。

曾經有一個女子的丈夫犯了事，她請張*鴻為丈夫辯護。后來男的被關了兩年，被放出來的時候，兩人已經離婚了。但男的情緒很平靜。他告訴張*鴻：“在我們這些里面的人看來，外面發生什么事情都是不奇怪的，一切隨緣。在這種心態之下，更容易看清誰是真正的朋友，誰只是泛泛之交。”

張*鴻認為，人與人交往，常常都戴著面具，看守所是一個人容易袒露本性的地方。在這種環境下，他們會覺得只有律師還能相處。“基本上，他們與律師之間不會藏著、掖著，律師與當事人建立的關系，可能比外面普通交往建立的關系還好。”

看守所里的“特殊人群”

昆明一名派出所所長涉嫌受賄，被關押在安寧看守所，晚上遭到同監的人暴打，險些送命。

看守所里的人，有的是“稀里糊涂犯事”的小混混，有的則很清楚自己犯了什么事。看守所常常會迎來一些特殊的人群，例如官員、警察，或法律界的人士。這些人進去后，面臨的狀況難以預料。

原河南省平輿縣法院院長劉*山對媒體說過：“進了看守所后，很多人聽說法官也進來了，都帶著委屈來咨詢。一家三兄弟因為上訪，被按敲詐勒索罪抓了，老大判7年，老二、老三各判3年。”在劉看來，這案子明顯過分，但他感嘆自己同樣身處絕境，無力幫忙。

在看守所里，曾是官員和律師的人，心態上會顯得更不一樣，表現為情緒上的強烈反差。

據張*鴻以前在昆明辦案時的經驗，他發現，看守所里最受歧視的是警察。昆明的一名派出所所長涉嫌受賄，被關押在安寧看守所。一開始保密措施做得不錯，同監室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警察。后來不知道為什么泄露了，結果有一天晚上此人睡得正酣，突然遭到一頓暴打，險些送命。張*鴻再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換了看守所。跟他一個監室的人，誰都不承認動過手，結果全被關了禁閉。

2000年，轟動昆明的杜*武冤案案發。因涉嫌刑訊逼供杜*武，昆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的一名負責人被逮捕，張*鴻為他辯護。當時此人沒關在昆明，而是關在屬于楚雄管轄的易門縣看守所。一到那里，此人就碰到一個“老伙計”——他親自訓練過的一只警犬。從此他未受到任何騷擾，直到最終被判緩刑釋放。

但凡事也有特殊情況。龔-曾經辦過一個警察涉案的例子，那個警察也被異地關押，但雖然同監室人都知道他曾是警察，他也沒有受到任何歧視。“現在隨著分類管理的推行，貪官受到額外歧視，甚至傷害的情況已不多見了。

關于審前羈押和國家賠償

“過多的審前羈押，會對案件的審判產生影響”

這些年，龔*鋼明顯感覺到看守所關押的人多了。在他看來，很多人其實不需要關。“有許多非暴力性的犯罪，例如公司里一般的財務性犯罪、非長期性的小偷小摸等，國際上的處理方式是交保。在我們這里，則是把所有該關的和不該關的都關起來了。

龔*剛說，從總體司法格局來看，中國的審前羈押很嚴重。“國際上這塊的數量則小得多。像美國這樣的地方，看守所關的人很少，主要是因為他們遵循無罪推定原則，防止關錯，一旦關錯，國家就要賠償。在我們這里，有時發現有人被關錯了，為避免國家賠償，公安就會將錯就錯。例如有的人明明不需要判刑，但已經被關了好些時間，最后就判個刑。一般不會出現關押時間超過判刑時間的情況。因為這對法院來說是可控的。

2011年，龔的一名當事人因為出售非法制造的發票，進了看守所。這種情況一般可以免量刑，判處罰金便可。但是此人已經在看守所關了五個多月，最后被判了半年。“過多的審前羈押，會對案件的審判產生影響。”龔*剛感嘆。

申請國家賠償，對普通人來說非常困難。龔在他的律師生涯中，遇到過一個要求國家賠償的案例，當事人是宣威人，檢方經過了反復的退偵和起訴，最后都定不了案，只好做了不起訴的決定。當事人被關了一年半出來后，拿著不起訴決定去申請國家賠償。最后僅拿到2萬多元錢。

不起訴有好幾種類型，一是存疑不訴，二是絕對不訴，三是相對不訴。這三種里面，前兩種情況下被關錯，都需要國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為了防止當事人被關錯后跟公安較真，在最終的不起訴決定書里，公安會引用相對不訴的條文。申請國家賠償，需要非常有經驗的刑事律師幫忙。

龔*剛說，多數當事人的法律知識薄弱，不了解這三種情況的區別，尤其是被關了一段時間后，身心俱疲，即使被關錯了，也懶得去較真。他曾經有一位當事人，就是“存疑不訴”的案子被搞成了“相對不訴”，他原本起草了要求賠償的材料，但檢察院給他做工作，最后不了了之。

每當家屬詢問律師“當事人在看守所可能會關多久”的時候，律師都很難回答。原則上根據規定，律師能推算關押的時間。但是在現實中，退偵的因素、案子移送的時間等，常常發生各種有理由的延長。因此羈押時間常常是律師最難回答的問題。

看守所是司法現狀的鏡子

看守所在細節的管理上不斷在進步，但是，大的改革仍然不明顯。

普通人對看守所里關押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著邪惡的想象。但在經常和“里面的人”打交道的律師看來，里面的人與外面的人，其實并沒有太大的差別。“這主要是因為不了解，沒有接觸過，自然無法用平常的心態去觀察。”張*鴻說。

看守所是個小社會，有冤枉的，也有罪有應得的。這與外面的世界其實差不多。”張*鴻不會把自己的當事人看成是壞人，也不會將律師的工作看成是“為壞人辯護”，“他可能真的有罪，但僅僅是在某個特定的時間、某一特定的地點做了某件特定的錯事。并不是說這個人一定是錯的，他對他的家人、孩子還是有愛的。

在龔*鋼看來，看守所是中國司法現狀的一面鏡子。“看守所條件好了，就表明我們國家的刑事司法在朝前走。一個木桶能裝多少水，取決于最短的那塊木板。看守所就是這個國家人權狀況的那塊短板。這是打多少國家形象廣告都換不來的。

《看守所管理條例》仍然是上世紀80年代的標準，近三十年來沒有改動過。張*鴻指出，條例里面的規定有很多已與時代不相符，例如《看守所條例》里直接將在押人員叫“犯人”，但這是不準確的，在法院未判之前，不能把他們稱為犯人。另外，公安機關管著看守所，但是公安機關自己又是偵查機關，基本屬于不受監督的“自己管自己”。因種種體制弊病，對看守所的改革一直為法學界所呼吁。

如這些基層的律師們所見，看守所在細節的管理上不斷在進步，但是，大的改革仍然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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