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護人法庭質證

刑事辯護中的質證

辯護實踐中，對于控方證據的質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取證程序，二是證據本身。

1、對取證程序的質證。

現在很多刑辯律師對于取證程序的合法性并未給予太多關注，而是將全部精力放在案卷證據本身，這樣往往會漏掉很多有價值的辯點，甚至是突破點。

(1)通過刑訊逼供或者誘供獲得的證據。

現在刑事案件中存在刑訊逼供的情形越來越少了，但仍然存在，只是表現的方式或者刑訊的程度不同而已。

通過會見嫌疑人，可以初步了解到刑訊逼供或誘供的線索，但要找到證據，則難度非常大。如果嫌疑人身上有傷，則可以要求對其進行驗傷，并與入所體檢報告進行比對，若發現新傷，則可主張涉嫌存在刑訊逼供情形。實踐中，即便嫌疑人身上有傷，事實上也確實是辦案人刑訊所致，但調查到最后，結論往往是嫌疑人自己不小心受傷，或者與同監室人打架致傷，當然，這種情形的普遍存在，也與當前的刑事司法現狀密切相關。

有些時候，通過認真研究案卷，也可以找到某種刑訊逼供的證據，比如有的訊問筆錄上記載的時間表明，本次訊問工作持續了二十多個小時，期間沒有任何有關讓嫌疑人休息、吃飯、喝水的記錄。發現這樣的情況，辯護律師可以明確提出本次訊問存在變相刑訊逼供的情節，要求將相應的訊問筆錄作為非法證據進行排除。

很多職務犯罪類案件，辦案機關經常是以抓捕嫌疑人配偶或者兒女相要挾來進行逼供，此時人性的弱點使然，絕大多數嫌疑人都經不起這樣的要挾，一般都會乖乖就范，逼急了甚至會出現嫌疑人為了保護自己親屬而自我栽贓的情形。

還有誘供，往往是辦案人自己說了一通案情，問嫌疑人是不是這樣，或者說都沒說就記錄了很多，直接讓嫌疑人簽字確認。更有甚者，說也不說，記也不記，直接拿著在單位打印好的筆錄，故意選擇快到中午飯點的時間去提審嫌疑人，根本不給嫌疑人留閱讀的時間，匆匆忙忙地讓嫌疑人簽字按手印。這樣的情形，有時也可以從訊問筆錄中反映出來，辯護律師應當用心研究，一旦發現，也要及時提出，并以存在誘供情形為由要求排除非法證據。

有的時候，刑訊逼供或者誘供的情形并不體現在訊問筆錄中，而是體現在同步錄音錄像中，尤其是職務犯罪案件。因此，刑辯律師不可偷懶，對于可能存在刑訊逼供或者誘供情形的案件，要認真查閱辦案機關訊問嫌疑人的同步錄音錄像。

(2)訊問場所不符合規定。

一般刑事案件，第一次訊問都是在偵查機關辦案區進行的，在確認涉嫌犯罪并決定刑事拘留后，會第一時間送交看守所羈押。按照相關規定，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只能在看守所的訊問室內進行訊問，不能再提到其他任何場所進行訊問。

實踐中，有的跨地區犯罪案件，嫌疑人被甲地公安機關羈押之后，又將案件移交到乙地的公安機關合并偵查，同時將嫌疑人也押解到乙地的看守所羈押，此時，按照規定，從甲地看守所到乙地看守所押解的過程中，辦案人員不能對嫌疑人進行訊問，只有將嫌疑人交到乙地的看守所羈押之后，才能在乙地看守所內進行訊問。筆者曾在一起販毒案件中遇到類似情況，青島的公安將嫌疑人從成都看守所押解到青島看守所，到了青島后，沒有直接送交青島看守所羈押，而是先將嫌疑人羈押到公安局的辦案區，對嫌疑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訊問，并形成了唯一一份認罪的訊問筆錄。這樣的證據，取證程序上應是違法的，嚴格按照證據規則來判斷，是應當作為非法證據被排除的。

(3)違反二人訊問犯罪嫌疑人的規定。

中國是人口大國，無論犯罪率高低，犯罪人的絕對數在各地都很大，因此各地都存在刑偵力量嚴重不足的問題。這一問題體現在訊問工作上，就是經常會出現一人訊問，或者兩個人一起同時提審多名犯人，各自訊問，然后交叉在訊問筆錄上簽字的情況。有些共同犯罪案件的訊問筆錄，你稍作研究就會發現，同樣的兩位辦案人，在同一時段，訊問了兩名不同的嫌疑人。這樣的證據的形成，是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只要發現，都應列為非法證據進行排除。

(4)鑒定機構沒有相應鑒定資質或者鑒定能力。

有些刑事案件，對于事實的認定主要取決于鑒定機構作出的鑒定意見，此時，鑒定機構是否擁有相應的鑒定資質和鑒定能力應作為重點審查的內容。很多辯護律師，會犯盲目迷信鑒定意見的低級錯誤，想當然認為只要是鑒定機構，就一定是專業的，并具備相應的鑒定資質和鑒定能力的，這是不應該的。實踐中，很多案件委托的鑒定機構，對于一些高難度的鑒定工作，根本沒有鑒定資質，或者，雖然執照上擁有鑒定資質，但卻沒有鑒定條件和鑒定能力。比如筆跡形成時間的鑒定，大多數地方的鑒定機構根本沒有鑒定資質和鑒定能力，全國真正能做筆跡形成時間鑒定的司法鑒定機構一共沒有幾家。

當前，全國司法鑒定機構管理比較混亂，水平參差不齊，辯護律師面對司法鑒定意見時，一定要做全面、審慎的研究，發現問題，及時提出。

2、對證據本身的質證。

有些刑事案件，別看證據卷有厚厚的幾大本，但真正有效的證據卻沒有多少。刑辯律師不要被證據的數量迷惑住，以為辦案機關的工作很扎實，已經沒有了工作空間，從而使得辯護工作流于形式。面對厚厚的案卷，刑辯律師應依據相關證據規則進行認真分析，篩選出其中真正有用、有效的關鍵證據，然后再將工作重點放在這些證據上。

(1)被害人陳述自相矛盾。

很多刑事案件的啟動，都是始自被害人到公安機關報案，因此，被害人的陳述對于案件事實的認定具有重要作用。但被害人作為所涉案件的利益相對方，其陳述往往帶有個人情緒和臆斷內容，且經常是多次陳述的事實前后矛盾。辯護律師應當結合被害人多次陳述形成的詢問筆錄，找出自相矛盾之處，以取得對事實認定上的突破。

筆者前段時間辦理的一個詐騙案件，被害人在第一次報案的詢問筆錄中自稱“他為我代辦信用證，跟我要三十萬元中介費，我們約定如果這個事辦不成，他就將錢退給我，但現在事沒辦成，他卻一直不退給我”，這樣的表述，結合其他證據，可以肯定這是一個典型的經濟糾紛案件，而不是刑事犯罪案件。作為辯護人，我們將此問題向審查起訴機關提出后，審查起訴機關便將案件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后來給被害人補充了一個新的詢問筆錄，在這份筆錄里，被害人說當時不是這么說的，是公安的工作人員記錯了。這顯然是欲蓋彌彰，之前的詢問筆錄內容是經被害人簽字按手印確認的，所陳述的事實，能否通過之后一份補充筆錄就輕易給否定掉?顯然不可以!

多年前還辦過一個職務侵占的案件，也是從被害人的陳述中取得了突破，最終將罪名由職務侵占改變為挪用資金。

在刑事案件中，假的東西就是假的東西，說的或者做的再逼真，也總會留有破綻，經不住推敲，而辯護律師的工作就是用心去發現這些破綻。

(2)被告人供述各自矛盾。

被告人供述，由于多種原因，往往不穩定，且前后矛盾。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各被告人基于自己利益考慮，往往把責任往其他被告身上推，指使依據所有被告人的供述，根本難以認定唯一的事實。此時，作為其中一名被告人的辯護律師，應當認真分析每個被告人的供述，從中提煉出對自己當事人有利和不利的事實。對于有利的事實，應同時結合案件其他證據論證其真實性;對于不利的事實，可結合案件其他證據論證其矛盾之處。

辯護律師不要忽視了被告人供述的重要性，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只要用心分析，都可以結合其他證據得出案件的基本事實，當然，這還需要擁有豐富的辦案經驗才行。

(3)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

有的刑事案件，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此時，辯護律師要依據刑訴法的規定，明確指出該問題，要求無罪判決。

筆者在辦理一起職務犯罪案件時曾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指控被告人貪污的證據只有同案犯一個人的供述，沒有其他證據。作為辯護人，我們向審查起訴機關明確提出了這一問題，審查起訴機關因此退回補充偵查，退查提綱中基本重復了我們的辯護意見：關于王某貪污的證據，只有同案犯李某的供述，沒有其他證據，請你局予以補強。后來開庭的時候，我就拿出卷里的這份退查提綱，讓公訴人說明一下，經過退查予以補強的證據有哪些，但公訴人提出的證據，除了對那位同案犯的重復訊問筆錄，沒有其他證據，因此，我明確提出，在僅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依法不能定罪。該案幾經周折，最終生效判決認定貪污罪不成立。

(4)筆錄內容嚴重雷同。

多份筆錄內容嚴重雷同的情形在刑事案件中并不少見，有的甚至連錯別字都完全一樣，這樣的筆錄大多是辦案人員為了省事直接復制之前形成的筆錄，打印后交犯罪嫌疑人簽字確認所形成的。如此形成的訊問筆錄，違背了正常的辦案規律，實際上是變相剝奪了嫌疑人陳述案情和為自己辯解的權利，因此，不應被作為定案依據。辯護律師遇到這樣的證據，應當提請法庭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

這種記錄內容上的高度雷同在職務犯罪案件中也經常出現，比如受賄案件，犯罪嫌疑人對于問題的回答經常是一種模式，比如，某某來給我送禮物，我覺得他是有求于我，于是我就收下了，在此后的交往中，我利用職權幫了他很多忙，等等。實踐中，很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律師會見時都會告訴律師，自己根本沒有說過這樣的話，都是辦案人自己記的，打印出來讓他簽字確認。所以，作為辯護律師，遇到訊問筆錄嚴重雷同的情況，應當及時向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落實真實情況，必要時要求當庭播放同步錄音錄像，以查證真偽。

如何把握質證原則

1、審判人員秉持中立立場，引導控辯雙方對證據當庭出示、辨認、質證。審判人員是法庭審理的主持人員，是庭審的駕馭者，對于證據的出示、辨認、質證負有重要責任。一方面，審判人員要清醒認識自己的位置，擺正自己中立裁判者的立場，讓控辯雙方真正實現在庭審中對抗。審判人員應當認識到，對證據的出示、辨認和質證是控辯雙方的職責，二審判人員在庭審中只需要充當消極的裁判者，讓控辯雙方充分地舉證、辨認，充分發表意見。也唯有如此，審判人員才能在證據經當庭出示、辨認和質證等法庭程序后，正確作出是否認證的決定。另一方面，審判人員要重視辯護方的意見，保障辯護方充分行使質證權和辯論權，避免與辯護方的對立。

2、未經庭審質證的證據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在極個別案件中，存在著審判人員將未經庭審質證的證據作為定案的根據現象。這種做法嚴重損害了控辯雙方的質證權，違反了證據裁判原則的要求，嚴重違反了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影響了司法公正。因此，在法庭審理過程中，無論是書證、物證等實物證據，還是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訴、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等言詞證據，無論是偵查機關勘驗、檢查、辨認、偵查試驗等筆錄，還是鑒定機構出具的鑒定意見，都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需要注意的是，對于證據的出示方式應當根據具體規定把握，可以是出示、宣讀、播放，也可以是綜合運用上述出示方式。順帶需要提及的是，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應當在裁判文書中列明，以便于當事人和其他人員了解，體現司法公開原則，增強人民法院裁判的公信力。

3、依法通知證人、鑒定人等出庭作證。庭審質證原則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貫徹直接言詞原則的要求，要求控辯雙方以直接言詞的方式對證據進行質證，相應，法庭以直接言詞的方式對案件事實進行調查和認定。與之相關的是，控辯雙方享有對證人、鑒定人進行詢問的權利。刑事訴訟法對證人、鑒定人出庭的問題作出了明確的規定，《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也進一步細化和補充了相關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審判人員要充分認識到通知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的重要意義，認真實行相關規定，促進相關證人、鑒定人積極出庭作證，保證庭審質證的效果。

4、堅持一證一質一辨。在司法實踐中，極個別案件存在打包質證的現象，對于一些證據混雜在一起進行質證，嚴重影響了質證的效果和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保護。這些案件的審判人員的初衷可能是提升質證的效率，但由于將不同的證據混雜在一起，控辯雙方難以有針對性地進行辨認、質證，反而影響了訴訟效率和司法公正。因此，在司法實踐中，要堅持一證一質一辨，即出示一項證據后，由對方進行辨認，進行質證，而且在質證過程中，控辯雙方可以對證據的證明力等問題展開辯論。

5、正確理解和把握法律、《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規定的例外情形和特殊情況。從刑事訴訟法和《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的規定來看，庭審質證原則大致有如下三種特殊和例外情況：

(1)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的規定，采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適用。如果使用該證據可能危及有關人員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產生其他嚴重后果的，應當采取不暴露有關人員身份、技術方法等保護措施，必要的時候，可以由審判人員在庭外對證據進行核實。因此，由于技術偵查措施收集證據材料的特殊性，對其的質證宜采取特殊的方式，包括采取相關保護措施后進行質證，甚至是由審判人員在庭外對證據進行核實。

(2)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的規定，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可以對證人、鑒定人采取不公開真是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

(3)根據《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二十條第二款的規定，對公訴人、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補充的和法庭庭外調查核實取得的證據，應當經過當庭質證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但是，經庭外征求意見，控辯雙方沒有異議的除外。上述三種情形，特別是第一種情形，對辯護方的知情權和質證權確實有一定的限制，但這是基于利益衡量原則做出的規定，且有嚴格的制度和措施保障，同樣能夠保證證據的真實性，不會影響對案件事實的認定。

6、正確把握庭審質證原則與簡化庭審質證程序的關系。庭審質證原則要求未經質證不得認證，但并不排斥簡化質證程序，提升庭審效率。根據《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審判人員可以詢問控辯雙方對證據材料有無異議，對有異議的證據，應當在庭審時重點調查;無異議的，庭審時舉證、質證可以簡化。這并不違背庭審質證原則，恰恰是對這一原則的合理運用，兼顧了公正與效率的要求。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知道，辯護人在進行質證的時候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和方法，一是要對取證程序的質證，二是要對對證據本身的質證。另外在進行質證的時候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則的，如果您還有其他不清楚的地方，請咨詢律霸網的專業律師，他們會為您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