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即是二人以上的共同行為造成了刑法上規(guī)定的應承擔刑事責任的同一危害結果，此共同行為人即為共犯，即所謂共同犯罪的人。所謂共同過失，是指二人以上基于各自的過失心理狀態(tài)，共同造成某種符合構成要件違法結果的犯罪心理狀態(tài)。

對于共同過失，當否列入刑法的規(guī)范范圍，觀點不一。

我國的共犯制度并非以犯罪的聯(lián)絡（即明確的犯罪故意）為必要條件，即只要共同行為導致了危害結果，并且這一危害結果系刑法所規(guī)范，即成立共犯關系。如清《新刑律》第三十五條：于過失罪有共同過失者，以共犯論。

我國當今刑法，對過失共犯并未予以肯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五條第二款指出：“交通肇事后，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乘車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的共犯論處。”這一司法解釋，似乎肯定了過失的共同犯罪。但細細研究，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著“基本的過失犯＋故意的加重犯”的情形，而現(xiàn)實立法中根本就不可能有這種情形的結果加重犯概念。其次，能否將逃逸本身的行為認定為間接故意致人死亡的行為，還需要研究。在行為人沒有采取積極措施防止結果發(fā)生時，并不能簡單地認為所發(fā)生的結果就是行為人的不作為所致，還應當分析前行為處于何種危險狀態(tài)，行為人履行義務的可能性大小，行為人不作為是否造成結果的原因等，因此，如將這一行為的加重情節(jié)不加考慮地列入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百三十四條又顯屬不當。再次，“因逃逸致人死亡”屬于交通肇事罪的一種加重情節(jié)，但其前提是行為人構成交通肇事罪這一基本犯，將指使司機逃逸因而導致被害人死亡認定為交通肇事罪的共犯，則缺乏基本犯這一前提條件。故就交通肇事這一法條及相關司法解釋來看，既要否認過失共同犯罪，又贊成上述司法解釋與法條，是有一定難度的。

同時在審判實踐中，存在著按共同犯罪的原則處理過失共同犯罪的情況。如重慶市九龍區(qū)人民法院以及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下判雷某與孔某過失殺人一案：雷、孔二人相約在一陽臺上，選中離陽臺８．５米左右處一棵樹干上的廢瓷瓶為目標比賽槍法。兩人輪流各射擊子彈３發(fā)，均未打中，但其中一發(fā)子彈飛向陽臺一百余米附近，將行人龍某打死，但又不能查明擊中被害人的子彈由誰所發(fā)。二級法院均認定兩被告構成過失犯罪，各判處四年有期徒刑，卻又沒有適用刑法總則關于共同犯罪的規(guī)定，也即該判決按照部分實行全部責任的共犯處理原則處理了該案，但卻又沒有承認過失共犯，這里顯然存在一些值得探討之處。

筆者認為，當前出現(xiàn)的一些由過失而引起的嚴重事故，如因相互不注意而引起的特大火災、煤礦爆炸、多因一果中的嚴重交通事故等，由于過失犯罪罪責個別化處理原則而不能得到應有的懲處，激化了社會矛盾。如設立了過失共犯，所有行為人都應對整體的危害結果承擔責任，這樣既能提高大眾的責任意識，同時又能減少不必要的社會危害。因此在刑法中有必要規(guī)定過失共犯，當然其適用范圍不宜過寬，對過失教唆、過失幫助等不能適用過失共同犯罪的相關規(guī)定，對于故意教唆、幫助過失犯的則按間接正犯處理，也不適用過失共同犯罪，只對共同實行犯（即共同正犯）按過失共同犯罪處理，其理論依據在于是否適用部分實行全部責任原則。故意與過失都是責任的要素或形式，故意犯與過失犯都是各自的實行行為，對故意犯的實行為可適用該原則，則對過失犯也應適用。且二人以上的行為可適用該原則，則對過失犯也應適用。且二人以上的行為對法益造成的侵害具有因果性，這種因果性應當根據客觀的因果法則進行判斷，而不僅取決于二人以上具體、確定的意思聯(lián)絡，況且故意犯罪有些意思聯(lián)絡也是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