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來說，形成為集體案件，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可以形成一定的社會影響，造成一定的輿論壓力，從而形成和強勢一方相抗衡的力量。第二，一個客觀的原因是，一個案件也確實波及到了這個數量龐大的群體，比如土地征用，或者是處理不好，或者是違規處理，可能會造成成百上千個受害者;再比如，電廠改制，一下子把許許多多的人，從國有身份中剝離出來，卻不能保障他們的正當權益，這些人必然會自發地組織起來，因為他們單個人的力量相對于一個龐大的組織，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在我們從事集體案件中，主要是為眾多的弱勢一方爭取權利。現在主要就辦理案件中的成功經驗作一總結：

1、爭取權利的一方要有堅強的領導，這樣才能抵制住對方的“斬首行動”。

毛澤東曾講：在中國的事件，往往是“兩頭小、中間大”，實際上真正起作用的是為首的那幾個人。在集體案件中，也是一樣的。比如說，在浙江省溫州市的這個案件中，并不是幾個小組的村民完全是爭先恐后的要為自己爭取權利，其實堅決為自身爭取權利的也就是那么十幾個人。這樣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比如我們在與政府談判的過程中，政府會在背地里先做這十幾個人的工作，要求他們妥協，要他們撤訴。而這十幾個人是這個案件組織者的中堅，如果他們妥協，那么這個案子就沒法做了。還好，在這個案子中他們是抵住了政府的壓力。而一旦組織者能夠堅強，案子一般是會成功的。我們溫州這個案子成功了，我們所里其他同事的**口發電廠的集體案件也成功了。

2、爭取權利一方要團結一致，這樣才能抵制住對方的“各個擊破”。有著共同目標的人才走到了一起，然而可能會由于每個人具體目標的差異，或者由于意志堅定程度的個體差異，當對方使用離間等手段時，可能會使本來人數眾多的個體分崩離析。這樣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在德國起初他們(納粹)追殺共產黨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接著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然后他們追殺商會會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商會會員;后來他們追殺基督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們直奔我而來，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人能夠為我說話了。”結果是，每個人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

3、要充分聽取律師的意見和建議。律師既然接受了當事人的委托，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在道義所及的限度內，都是義不容辭地為當事人服務;但是，這種服務，是以律師的精湛的職業技能、深厚的學術背景為基礎的。也正是有這樣的積淀，律師在做事情時，知道如何取舍。我們退步，是為了更好地進步，比如在浙江的案子中，當事人當時主張首先要400萬元的補償費，但是我們在充分考量了當時的情境后，為了爭取到后面的更大的樓房的實物補償，我們只要了230萬元的補償。

4、要保持靈活的策略。該調解時調解，該讓步時讓步。這是由上面得出的必然結論。在有律師參與、并且全體當事人團結一致要解決問題時，為著更好地、更快地、更圓滿地解決問題，就要保持靈活的策略。這往往能夠決定著解決案件的進程。比如在浙江的這個案件中，我們本來是想著提起行政復議或者直接打行政訴訟的，但是考慮本案的特殊性，那就是政府在處理這件事情中的明顯違規，政府很可能會愿意調解解決這件事情。這樣一可以圓滿，照顧到各個方面的利益;二可以很快解決問題，避免有時會是繁瑣的訴訟程序。

集體案件，是社會政策調整、但又不能照顧到人們的必要利益的必然結果;但是，這些人的抗爭又確確實實地在推動著社會的進步。作為律師，我們希望這樣的案件越少越好，同時，我們也提醒人們，在自身的權利收到無謂的忽視時，要敢于為了自身權利而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