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醉駕辯護策略思路是什么？

醉駕辯護策略的基本思路：

1、關注事實是什么?證據有哪些?

事實是一個哲學概念。從法律維度來講，包括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一個具體案件的客觀事實，在經過法律程序之后就形成了法律事實。作為行使刑事辯護職能的律師，首先要明確的就是案件事實，當然，律師不是當事人，不可能直接感知到客觀事實，僅能通過案發后的證據來構建法律事實，進而分析法律事實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在危險(醉酒)駕駛案中，客觀事實一般模式為：行為人醉酒后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輛。但要成為法律事實就還應滿足刑法構罪的所有要件。如行為主體是不是當事人本人，有沒有存在代替他人頂罪的情況?主觀方面是不是故意?知不知道所飲(吃)食品含有酒精成分，存不存在過失或者是根本無法預見?客體上有沒有侵害公共道路交通安全或對不特定的人或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或財產利益產生或存在威脅?客觀方面是不是醉酒駕駛?是不是在法律意義上的道路上駕駛?是不是駕駛法定的機動車輛?此外，還有考慮是否有違法阻卻事由，有無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有無法定從輕減輕情節如自首坦白等等。當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能夠相互重合，那就是一種最理想完美的司法結果。然而，由于法律事務的紛繁復雜性，實際上，客觀事實往往很難與法律事實一一重合。司法機關追求的是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的無限度接近，而律師就應當找出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沒有重合的部分，運用證據分析，進而尋求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通過法律事實還原客觀事實，是法律從業者的應為之責，然而構建法律事實，來源則是證據。律師在代理危險(醉酒)駕駛案時，在明確事實的同時，就要充分考慮在案證實事實存在的證據。危險(醉酒)駕駛案的證據主要包含書證、物證、證人證言、犯罪嫌疑人供述、鑒定意見、視聽資料等幾類，在分析證據時，一是要從宏觀上看證據的多寡和種類，看有沒缺少應有而沒有的證據，如乙醇血液含量鑒定意見、查獲視頻錄像等;二是要從證據的證據力(證據資格)和證明力(證明能力)來研究，尋找出能夠證實犯罪行為的直接證據、關鍵證據，如犯罪嫌疑人供述、證人證言、鑒定意見等，并對該種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分析;三是要從各證據之間的關聯度來探索，看是否形成證據體系證明行為并形成該案的法律事實。相比檢察官，律師也應當熟練掌握和運用證據，繼而構建證據證明體系，不過該體系無需作為證實當事人有罪而向法院提出，然而從體系中尋找問題和證據漏洞，則是律師應有的責任。換言之，通過證據證明體系，形成完整證據鎖鏈證實當事人有罪及罪輕罪重是檢察官應有的責任，同樣通過證據證明體系，發現證據不能形成鎖鏈或者存在漏洞和瑕疵，進而認定當事人無罪或罪輕則就是刑事辯護律師的工作。

2、關注程序怎么樣?問題有沒有?

與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危險(醉酒)駕駛案因事實情節相對簡單，在程序上基本是流水作業，因此程序性問題相對不太多也不太明顯。作為律師，對于刑事訴訟程序的關注是必要也是必須的。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正是律師對于程序正義的不懈追求，才使得危險(醉酒)駕駛成為相對規范、問題較少的刑事訴訟類案。在辦理該類案件過程中，律師首先要關注的是司法辦案機關是否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及相關法規辦案，如有無告知權利義務，有無依法搜證、取證，有無及時訊問詢問，有無超期羈押，有無及時處理非涉案物品等;其次，律師要關注司法辦案機關對于重要證據提取程序是否合法，如有無及時對行為人進行呼氣酒精測試并告知結果，有無及時抽取行為人的血液并進行封裝和保存，有無對案發現場及行動軌跡進行固定等;第三，律師要關注司法辦案機關的程序性瑕疵問題，如抓獲、抽血錄像是否全面、全程和同步，選擇訴訟程序時有無征求行為人意見等。

3、關注具體情節有什么?

明晰案件基本事實后，對于情節的關注就是律師應考慮的下一步工作。刑法一般理論認為，情節分為定罪情節和量刑情節，就危險(醉酒)駕駛案而言，律師主要要關注七個方面的情節：

一是當事人醉酒的程度(酒精含量高低)。此情節既是定罪情節亦是量刑情節。首先，高法、高檢和公安部《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明確指出，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屬于醉酒駕駛機動車，以危險駕駛罪處罰，可見入罪主要就是看血液的酒精含量。其次，該《意見》又規定，血液酒精含量達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從重處罰。各地出臺的相關醉駕法律文件中，對于當事人醉酒程度或血液酒精含量高低在量刑多少上都有具體體現。

二是駕駛行為時的路面交通狀況。此情節是量刑情節。包括駕駛的時間、途徑的路段、路面上的人流車流等情況，均是量刑考慮情節，其中途徑的路段，如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系從重量刑的情節。

三是駕駛的車輛類型和安全狀況。此情節既是定罪情節亦是量刑情節。一般認為醉酒駕駛機動車才是犯罪[3]，對于特殊車輛，如二輪摩托車、營運機動車或工程車，實務中都有明確的從輕或從重的規定。[4]

四是是否系無證駕駛及有無酒駕前科。此情節是量刑情節。同樣的，無證駕駛及偽造、變造駕駛證駕駛的，有酒駕前科的(包括酒后被行政處罰和醉酒被刑事處罰)，都是從重量刑的情節。

五是行為人被查獲時的行為表現。此情節是量刑情節。根據目前規定，交警在查獲酒駕時如遇抗拒執法或者有逃跑行為的，在最終量刑時都會從重處罰。故律師要審查當事人當時是否有抗拒執法的行為以及程度大小，一般的，只是輕微的回避，如看見前方有交警設卡在查酒駕，就原地靠邊停車意圖暫時躲避，或僅在言語上有部分不配合的行為，都不認為是抗拒執法，不考慮從重處罰。

六是是否發生事故及事故發生后的表現。此情節是量刑情節，若發生交通事故，尤其是因醉酒發生撞人導致輕傷以上事故的，均要從重處罰，故律師要分析是否達到輕傷標準以及是否應由當事人承擔責任兩個基本要件。同時，事故發生后有無逃逸、有無及時報警或積極救援等亦是量刑考慮的重要因素。

七是賠償損失和認罪、悔罪態度，此情節是量刑情節。凡是造成財產或人身損失的，當事人積極理賠并獲得諒解的，一般都會在量刑時予以考慮。當然對于當事人的認罪、悔罪態度，以及是否存在自首等，均為法定的從輕情節。

4、關注當事人最大利益是什么?

法律服務的根本目的是最大程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對于刑事犯罪當事人而言，獲得無罪判決(包括不起訴)或者從輕判決是其利益最大化的集中體現。司法實踐中，鑒于嚴格辦案責任要求的存在，無罪的概率非常小，那作為律師，要力求當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必須考慮的就是如何從輕減輕?

其一，要看客觀事實。一般而言，行為人醉酒駕駛，其有無駕駛資格、酒精含量多少、行使路線長短、駕駛時間早晚、路上人車多少、有無造成損失(如發生交通事故)等客觀情節都是量刑所要充分考慮的。律師應當逐一研究客觀情節，為當事人取得從輕處理而努力。

其二，要看主觀認知(目的)。這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為何而喝酒。有的行為人可能是被他人勸酒，自己在喝完后就大大降低了自身控制力，雖不能因此而免責，但亦是主觀上考慮從輕的情節。二是喝酒被查獲后認罪及配合執法態度如何。酒駕后行為人表現的行為各式各樣，在司法實務中，辦案機關執法時也面臨著較大風險，故對于積極配合執法，認罪悔罪的行為人，按照刑法教育轉化的基本原理，理應獲得從輕處理。

其三，要看實際效果。目前危險(醉酒)駕駛在量刑上已逐漸進入規范化管理的視野，或者說更是一種標準化式的量刑。近日，已正式納入最高司法機關出臺的量刑規范范疇[5]，該規范已促使司法機關量刑公正均衡、公開透明、廉潔高效，規范量刑活動已成為刑事法官的一種自覺和常態，規范量刑的思維已經延伸到多類案件和刑種。量刑規范化工作正在積極穩妥推進，取得明顯成效，受到社會各界好評。

同時亦因為該罪名刑期較短(最高也就六個月的拘役)，因此司法機關的裁量空間不大，相應的律師量刑辯護空間也有限。當然對于當事人來說，少關一天是一天，自由本身就是無價的。所以律師要積極為當事人考慮，盡最大努力幫助當事人減少刑期。2014年全國人大授權兩高開展刑事速裁試點工作，其本質是對于認罪認罰且罪行較輕的行為人予以從寬、快速處理。實踐中，危險(醉酒)駕駛就成為了適用刑事速裁最多的案件，先不論啟動該制度的目的意義(出發點可能是為減輕司法機關的辦案壓力，實現案件繁簡分流，深一步，亦是即將推行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初步形態)，僅從目前運行情況上來講，其對危險(醉酒)駕駛當事人還是有很大的實際益處。刑事速裁案件中的檢察機關有較大自由裁量權，有的地方檢察機關可以通過刑事速裁程序決定最高減少行為人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按照量刑規定，一危駕案件本應判處三個月拘役刑罰，經刑事速裁程序后，最高可減一個月刑期)，法院也基本會按照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予以裁判，相比簡易程序中檢察機關的量刑幅度建議，前者對于當事人來講，可謂更有實際價值。因此，律師應認識到相關制度對于當事人的重要意義，在綜合考量案情后，以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為原則做好法律建議和幫助等工作。

綜上所述，一般律師在確實受理了當事人的案件之前都會做出一番精細的調查以及對當事人進行一定的了解，尤其是關于醉駕的案件通常都會直接涉及到刑事方面的嚴重情節而必須搜集出充分的證據才能夠保證律師可以讓當事人擺脫過分的刑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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