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與沉默權的區別

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與沉默權聯系密切，在歷史發展上一脈相承，但兩者其實是由區別的。沉默權只適用于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還適用于證人等，除此之外，兩者最根本的區別在于：

(一)兩者的理念側重不同

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核心理念是保障人權，即防止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因司法機關的強制手段而提供不利自己的證據或供述。保護自己免受刑罰是人之常情，在刑事訴訟中必須禁止司法機關采取強制手段強迫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指控自己或證明自己有罪，否則，不但侵犯了人權，更會造成濫用職權、刑訊逼供等違法行為。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這一理念也決定了其經常見諸于各項人權公約。

沉默權則更多的傾向于平衡控辯雙方的力量。國家掌握著暴力機器，任何人都無法以個人的力量與之對抗，因此，需要創設法律使國家在訴訟程序中的權力得到控制。這就需要盡可能地限制國家作為追訴方的權力，特別是對訊問、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規定嚴格的使用條件，同時也應賦予被追訴人沉默權以對抗國家的強權。

(二)兩者的權利范圍不同

沉默權否定一切陳述義務，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有權拒絕回答一切問題，包括不為自己作證和辯解，且不需要提供任何理由。而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是以部分陳述和作證義務為前提的，大陸法系國家基本都規定對自己的姓名、地址等不能沉默不言，“只是對于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追究的問題才有權拒絕回答，因而必須針對具體問題分別主張權利，并且要附具理由予以釋明。”[2]

(三)兩者的行使前提不同

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只是規定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在司法機關強制自證其罪時可以使用，這也就是說，司法機關如果沒有使用強制行為，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無權援引這一規定。而沉默權則允許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在無論司法機關有沒有采取強制行為時都可以拒絕回答任何問題。相比較而言，沉默權賦予了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更大的自由。

(四)兩者的權利剛性不同

不得強迫自證其罪保障的是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訴訟中的最基本人權，這是世界各國所普遍認可的。沉默權是由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衍生而來的，在保障人權的問題上發揮著更大的作用，因此，一般根據本國某一時期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的側重不同而有不同規定。

二、我國確立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而非沉默權的必然性

“在現代法治國家，實現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實體真實與程序正當兼顧是世界各國刑事司法運行中所追求的最高目標。”然而，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兩者往往互相沖突。“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人們希望實現的并非僅是法律通過強力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同時還希望法律能夠促進公平，即使法律能夠減少暴力行為，人們也希望它在公平的基礎上加以適用。”我國刑事司法向來重實體輕程序，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失衡的當下，確立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或沉默權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

但是，盡管沉默權有著道德上的合理性以及司法上的和目的性，我國自古以來就不承認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有保持沉默的權利，重實體輕程序是我國的傳統司法慣性，同時沉默權也確實賦予了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極大的人權自由，如果有人因為行使沉默權而使證據不足被無罪釋放，就我國當前的文化，普通公眾是無法接受的。其次，我國向來以口供作為整個證據體系的基礎，而一旦確立沉默權，勢必造成大批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行使該權利這無疑會給我國的傳統詢問取證方式帶來巨大的沖擊，以我國目前的偵查技術和法官素質來看，另辟蹊徑取證困難重重，最終的結果必然是極大地影響犯罪打擊。

沉默權在我國沒有立足的根基，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卻可以作為一個基本原則貫徹到刑事訴訟中。不得強迫自證其罪一方面能有效防止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因司法機關的強制手段而提供不利自己的證據或供述，是我國刑事司法保障人權邁出的重大一步;另一方面，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并不排除被追訴人的如實回答的義務，因而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不提供必要證據或陳述，而使案件無法偵破的現象將得到控制，對打擊犯罪不會產生特別巨大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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