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已建立了相對較為完善的國家賠償制度，對于國家過錯造成的損失予以賠償。但是對于刑事案件中，國家本身不存在過錯的的犯罪被害人，國家作為一種公共權力機構不能放任不管。本文從一典型案例入手，從保護犯罪被害人和預防犯罪角度出發，并借鑒外國經驗，就建立我國國家補償制度提若干構想，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社會對國家補償犯罪被害人制度的廣泛重視。

【關鍵詞】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體系

2001年7月11日晚，山東聊城市郊發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司機楊某酒后駕一輛新東風貨車在路上行駛，突然駛向路邊，將一對正在騎自行車的母親姚某及其兒子撞出十幾米遠。司機楊某為逃避責任，慌忙逃竄。被撞的母子倆，母親由于失血過多死在醫院，兒子雖未死亡，但腦部嚴重受傷，喪失說話能力，而且顱骨還需要進一步的整形固定手術，否則，生命就有危險。而且一只腿將終身殘廢。肇事司機楊某在出事第二天即被抓獲。犯罪人楊某被當地人民檢察院依法提起公訴并附帶民事訴訟。人民法院院判處楊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賠償被害人喪葬費、醫療費等共計三十萬元。但是犯罪人楊某本來就是東借西借剛湊好錢賣了車，搞運輸還不到一個月，自己的債就欠了一大筆，根本就拿不出錢來賠償受害的當事人。姚某的丈夫許某僅從犯罪人楊某那里強制執行得到三萬元，連兒子十分之一的醫療費都達不到。從此，許某一家的命運非常艱難，為給兒子治病，他想盡了一切辦法，連自己的工作都丟了，最后終于保住了孩子的生命，但是一系列的后遺癥還需要進一步治療。面對巨大的生活壓力，許某迫于無奈之下又實施搶劫并致人重傷，最后自己被關進了監獄。兒子留給許某年邁的父母照顧，最后死去。

這個案例中許某無法從犯罪人那里得到有效地賠償,惡劣的處境又使其走上犯罪道路,是悲慘的，更是發人深省的。據筆者調查，類似的案例在我國司法實踐中還為數不少。這不禁使我們反思我國的刑事政策與刑事制度，是不是我們忽略了什么。實際上我國目前的刑事司法體系，是以如何對待犯罪加害人，即以犯罪人為中心的，對犯罪被害人沒有給予充分的考慮。受害人遭受犯罪人的侵害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賠償，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又惡性循環產生受害人向加害人的角色易變，對社會造成再次侵害。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針對受害人的不同狀況，建立一種對犯罪被害人的物質撫慰機制――國家補償被害人制度，以緩和被害人對社會的報復感情，實現對被害人的保護和他們的重返社會，恢復正常的生活，維護社會的健康穩定。

我國對刑事被害人的補助和救濟之所以一直處于比較薄弱的局面，是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建立國家對犯罪被害人的救濟補償制度。而這項制度早在二戰以后，就在新西蘭和歐美等國迅速采納、波及，日本甚至成立了專門的國家賠償委員會。并設立了《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付法》。而這項制度的宗旨就是不管采用政府撥款還是慈善募捐等何種形式，反正要設立一種公基金，對嚴重犯罪的被害者進行救濟，說白了就是由國家代那些確實拿不出錢的刑事被告給受害人以應得到的補償;既讓受害人切切實得到法律的保護，同時也維護了國家法律的尊嚴。

當許多國家都已進入“被害人時代”時，如果當許多國家都已進入“被害人時代”時，如果我們還是空白，甚至判決時不考慮被告的承受能力，就會造成對被害人表面看起來是法律給她主持了公正，但實在的“勝利”她什么都沒感受到，只能陷入“無期的等待”，這也是目前一些案件“執行難”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國目前的狀況，客觀上要求我們對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進行深入的研究,并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家補償制度。建立這項制度刻不容緩。

一、建立我國國家補償被害人制度的必要性

這里所說的“被害人”，特指刑事案件中生命、身體、財產等個人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犯罪被害人。在由于犯罪而受到被害的場合，對加害人責任的追究可以從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兩個方面進行。但在追究刑事責任的場合，由于國家獨占刑事訴訟，便有在刑事訴訟法中不能反映犯罪被害人的意思及被害感情的時候;另一方面，在追究民事責任時，以被害人向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的方式進行，但由于存在加害人無賠償能力的情況，該制度的效果便沒有充分發揮。特別是在造成重大人身方面的犯罪被害(死亡、重傷)的情況下，損害賠償制度幾乎不起作用。這樣，如果犯罪被害人在遭受由于犯罪而造成重大損害的不幸，但不能采取恢復被害感情及對被害人進行法律保護的措施的話，便會招致犯罪被害人及市民的對包括刑事司法在內的法秩序的不信任感，進而削弱刑法的規制機能。保護犯罪被害人的刑事政策上的意義在于維持確保國民對包括刑事司法在內的法秩序的信賴有重要意義。

建立被害人補償制度可以防上惡逆變的發生，從而加速社會的凈化。惡逆變是指被害人在其合法權益受到犯罪行為侵犯后，在不良心理的支配下和其它因素的推動下，導致的被害人的逆向變化，亦即從被害者向害人者方向的轉化。任何事物都處在不停的運動變化之中，被害人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事物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犯罪作為外力強加于被害的惡性刺激，會使被害人在被害后立即進入一種不穩定的狀態，這種人既可能從被害事件中取得教訓，迅速擺脫犯罪侵害給自己帶來的消極心境，振奮精神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也可能走上由被害人向犯罪人轉化的道路。實踐中，有的被害人在自己的合法權益遭受侵犯后，在得不到法律保護的情況下，產生了向社會報復的心態，把自己的滿腔怒火發泄到無辜者的身上，成為危害他人、危害社會的犯罪者。如有的在自己的財產被他人盜竊、搶劫以后，便產生了也去偷盜他人財產的犯罪心理，在這種心理支配下，迅速轉化成害人者。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個人認識方面的因素，也有社會環境方面的因素，更有周圍人對被害人被害后的冷遇和歧視，還有法律工作的失誤，使被害人的權利得不到法律的保護。種種原因的綜合作用把被害人一步步推向了犯罪的道路。這種惡逆變一旦形成以后，往往會比一般犯罪人更加瘋狂，對社會的危害性會更大。筆者認為，加強對被害人救濟和補償，做好被害者家屬、親人的思想工作，安撫被害人那顆受到創傷的心，可以防止被害人的逆向轉化，減少犯罪的潛在因素，這一工作做好了，犯罪預防工作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動和強化，犯罪也會大大減少，社會環境凈化的目標也就更有希望。

因此，無論是從確保國民對法的秩序的信賴，還是從預防犯罪維護社會秩序來說，建立我國的國家補償被害人制度都是必要的。

二、建立我國國家補償被害人制度的理論依據

考察國外的國家補償被害人制度的發展歷史及現狀，我們發現目前理論界就建立國家補償被害人制度的理論依據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

(一)社會保險說，即認為國家對犯罪被害人的補償是一種附加的社會保險。各種社會保險的目的都是使人們能夠應付其生活穩定和安全的意外事故。對于受到犯罪侵害這一問題也應視為社會保險幫助解決的意外事故之一。在被害人不能從其他渠道獲得足夠賠償的情況下由國家予以補償,而不使被害人被迫獨自承擔這一事故給他帶來的損失。

(二)被期待說，即國家之所以建立被害人補償制度，就在于它本身被期待。第一，被害人生活貧困的實際狀態，是使這種制度成為必要的社會背景之一。第二，民事上的損害賠償制度在對犯罪被害方面的機能是不充分的，因為事實上，被害人及其家屬中，不能恢復由于犯罪人之害造成的損失很多。

(三)命運說，即認為犯罪是任何社會都無法避免的一場災禍，其被害人是因為某種機會而不幸的被害者。因此，被害人無理由獨自忍受或承擔這種不幸的損害。按照這種說法，社會上未被害的幸運者應當分擔遭受厄運者的一部分損失。

(四)國家責任說，即認為國家對其國民負有防止犯罪發生的責任，因此，如果國家未能盡到這種責任，就應當對社會所遭受的損失或財產給予適當的補償。

上述的四種說法，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這就是被害人的損失應當由國家或社會給予補償。筆者比較傾向于國家責任說。行政法專家馬*德說：“純粹的意外傷害，國家不會給予賠償，之所以提出國家補償，就意味著國家應該在這一事件上負有一定的責任，比如治安不力或者責任人失職等。具體補償標準可以放低，比民事賠償少，對財產損失委托財產損失評估機構，之后算平均。政府應該委托一個現有機構比如民政局、法制辦或者財政局，來指定辦理對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如果被害人不同意，還可以有權到法院起訴，追究行政賠償。”筆者認為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抑制犯罪的義務。這是因為國家壟斷了使用暴力鎮壓犯罪和懲罰罪犯的權力。比如在暴力犯罪中，因國家不允許公民攜帶武器預防犯罪，而導致其在與犯罪分子作斗爭的過程中處于劣勢，最終導致自己權益受到嚴重侵害。在刑事訴訟中，國家就應當對自己創設的這種被害人與加害人在犯罪實施過程中相對劣勢的狀況承擔責任。在懲罰罪犯時，國家又不允許私刑之存在，那么當被害人不能從加害人那里得到有力賠償時，國家就應當給予被害人有效的補償，承擔一種間接的責任。而且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國家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可以為了國家犧牲小我，那么作為國家這樣一個公共權力機構，更有義務來撫慰人民的疾苦，以維護人民的利益，否則，國家與公民間的權利義務便是一種失衡狀態，國家充當了一種只享受利益不盡義務的角色。因此無論是從國家責任說，還是從我國國家與公民權利與義務的均衡角度而言，國家都應當對犯罪被害人進行必要的補償。

三、國家補償被害人的條件及范圍

享受國家補償的刑事被害人的條件及范圍主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哪些被害人可以成為補償的對象，二是引起損害的犯罪的性質。關于補償的對象，各國在立法上的規定不盡相同。多數國家把補償的對象限定在暴力犯罪所引起的對人的生命、健康的損害。新西蘭實行在極為廣泛的范圍內，對被害者實行原則補償的制度。美國各州規定，侵犯財產之非暴力犯罪不屬于國家補償之范圍。對于被害人而言，機體未受傷之被害人也不屬于被補償之列。在犯罪對被害人影響的角度來說，不需要治療或未影響工作的被害人也不被國家補償。同時，對自己被害負主要責任的被害人和被害后得到足夠保險賠償的被害人均不屬于被國家補償之列。對被害者的補償，是只以故意犯罪引起的被害為限，還是也包括過失犯罪引起的被害有的國家明確規定只限于故意犯罪引起的被害。但有的國家，如法國，無論是故意犯罪還是過失犯罪引起的被害均給予補償。

筆者認為，借鑒國外的立法經驗，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國未來的國家補償立法確定的補償對象不應問加害人的犯罪行為是故意還是過失，也不應問被害人是身體損害還是財產損害，而應以被害人及依靠其生活的人陷入生活困境為條件。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且犯罪者不能賠償或少量賠償的前提下，均可向國家申請補償金：

1、被害人因侵害致傷、致殘，需要花費巨大的醫療費用，而又無力支付的。

2、被害人由加害人的侵害導致經濟遭受巨大的損失，自己和家人生活處于惡劣的條件之下，沒有著落的。

3、被害人因侵害喪失勞動力的。

4、被害人死亡，所依靠其生活的家人生活沒保障的。

5、加害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精神病人的。

6、其它因犯罪行為造成的情況，導致被害人生活極端困難的。

此外，還有些學者提出被害的法人也可以成為國家補償的申請人。筆者認為，被害法人因其在被害后，可以得到財產保險，因此其不能作為被害人申請補償。對于外國人是否能作為被害人在我國申請補償，筆者認為如果犯罪行為發生在我國的管轄范圍之內，且被害人的條件也符合我國的規定，我國應當按照有關的程序和標準給予其一定的補償。

四、國家補償的裁定及執行機構和程序

國家補償的裁定及執行機構

在日本，國家補償被害人的裁定執行機構是都、道、府、縣的公安委員會。在法國，補償的裁定由該案件管轄區的補償委員會作出。在其它一些國家，補償是由專門的被害人補償局決定和實施的。

根據我國的政治體制現狀，筆者認為，在我國，關于補償的裁定權可由人民法院行使。被害人被侵害的犯罪案件在哪一個法院審理就由哪一個法院裁定，并且由審理該犯罪案件的審判組織裁定。裁判后，允許申請人提出上訴或檢察院抗訴。審判機關行使補償金的裁定權，比公安機關、民政機關或專門成立的機關等單位裁定補償金有其優勢。表現在：(1)法院是刑事案件的最終裁判機關，它使案件有了最終結果，已確定了被害人。案件在公、檢機關時，因它沒有最后結果，被害人的構成尚未定論。(2)法院審判人員熟悉案情便于確定補償的數量。(3)審判機關有審級設置，可采取兩裁終局制。這樣也有利于對裁定的監督。

補償金裁定可實行以下程序：

(1)被害人及其家屬以及其生前撫養的人在刑事訴結束一年內向原審人民法院提出申請。

(2)法院合議庭對下列情況進行審查：

——被害人的性別、年齡、有無職業及職業種類，月固定收入，有無扶養家屬。

——被害性質、被害程度、有無后遺癥及種類、治療費數額，被害人與被告人的關系，被害人有無過錯及程度。

——被害后的影響：由該犯罪侵害所引起的被害者的職業變化、收入變化、家屬生活變化等。

——損害賠償情況：被告人是否予以賠償，賠償金的數額，是否獲取人身保險金等賠償及保險賠償的數額。

(3)法院合議庭作出裁定。裁定的主要內容包括是否補償、

補償的數量。如果被害人或法定可獲得補償的人不服裁定可以向上一級法院提出上訴，同級檢察院可以向上一級法院提出抗訴。上訴或抗訴的期限為十日。

(4)二審法院裁定。二審法院合議庭經審查，

可作出以下處理：(1)維持一審裁定;(2)撤銷一審裁定，直接作出新的裁定;(3)發還原裁定法院重新裁定。

補償案件與原來相聯系的刑事案件是兩個案件，可分開處理。補償案件被二審法院發還的，不影響原刑事案件裁判的效力。

補償金應主要由國庫負擔，同時也可設立慈善基金來擴大資金來源。補償金的發放可規定由最初裁定補償金的法院執行。

五、國家補償的數額、形式及提出補償的期限

(一)償的數額

當前世界各國對國家補償被害人的數額的規定均不相同。有的規定了最高額，有的規定了最低額，還有的對具體的補償方法作了直接的規定。在英國，國家補償的最高限額原則上不超過被害發生時的工資的兩倍。新西蘭規定，金錢之上的損失及費用開支的補償，不得超過1000英鎊。日本規定：支付給被害人本人的，以被害者在被害前通常收入額的80%為基礎額，根據身體傷害的程度，最高級傷害的補償倍數為1340倍，最低級傷害的補償倍數為1050倍;支付給被害人家屬的，妻子、60歲以上的丈夫、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不滿18歲的子女或孫子女，及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定的殘疾病人，以1300倍補償，此外的人以1000倍補償。再如美國加州規定：國家補償之最低損失為100美元，最高補償為25000美元。

筆者認為，我國可借鑒國外的一些好的做法，規定國家補償的最高額和最低額，并且根據申請人的不同身份給予其補償。但是，補償額的確定應當符合我國當前的經濟水平。在補償時還應綜合考慮下列情況：

1、被害的性質、受損害的程度及被害人的過錯大小

2、被害人的家庭狀況

3、是否通過其它途徑獲得賠償

如何確定補償數額呢筆者認為，在具體的補償標準還未制定出之前，對被害人的傷殘補償可參照《道路交通事故受傷人員傷殘評定標準》和《職工公傷與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標準》等行政規章來確定。

(二)補償的形式

對被害人的補償，是采取現金形式，還是實物形式還是現金與實物形式并用采用現金形式，是一次性的，還是按年金方式支付國外一般采取現金補償的單一形式，補償金的支付是一次性的，而不采用年金的方式支付。有人認為，我國的賠償制度具有社會保障制度的性質，主要是為了使被害人擺脫生活困境。根據我國目前經濟尚不發達的國情以及以往社會救濟的方式，可以采取現金和實物單獨或并用的形式。筆者認為，因實物補償有一個是否合乎被害人需要的問題，實際操作中，被害人與發放機關會出現規模、樣式、價值等意見不一致的情況，還是采用現金形式為宜。補償金應一次性支付。

(三)補償的期間

關于提出補償的期間，國外亦有不同之規定。在美國阿拉斯加州，申請人報案限為5天，申請期限為2年，若超過時限，國家將不再受理。在日本，對被害人的補償是由被害人或其家屬在知道犯罪被害之日起兩年內或從被害發生時起7年以內提出。《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706條規定，補償金的請求應當自犯罪之日起1年內提出，逾期將喪失請求權;提起追究刑事責任時，一年期間應予延長自法庭對刑事訴訟作出確定裁判時算起。但逾期提出請求的人證明自己有正當理由時，委員會應當接受其請求。筆者比較贊同法國的做法。如前所述，被害人應當在刑事訴訟結束后一年內向我國的法院提出申請，超過時效，國家將不再受理。

六、補償法的體系構想

從國外立法情況看，有些國家制定單行的補償法，比如日本制定《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付法》。有些國家在刑事訴訟法典中作一些原則規定，并制定單行法、條例加以詳細規定，比如法國在其刑事訴訟法第十四編中對請求補償金作了規定，并且在該編中還規定，關于補償金決定的訴訟程序由行政法院的政令予以規定。

筆者設想，我國補償法應分為實體和程序兩部分內容。程序方面的內容在刑事訴訟法典中作原則性規定，實體內容以及程序方面的詳細內容可制定單行法，稱為《被害人補償法》，集實體和程序于一身。它規定補償對象、范圍、條件、方式、數額以及程序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