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于-超殺害安徽女老板案件在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備受貴港各界和廣西安徽商會的關注,人們紛紛要求司法機關嚴懲兇手。(本報10月26日《政法周刊》)。
對于這起兇殺案,除兇徒于-超的殘暴讓人驚訝外,筆者還注意到,于-超曾于1982年7月因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1992年又因盜竊罪,被判處無期徒刑,2004年12月13日被假釋。按照法律規定,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假釋后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假釋。無期徒刑的假釋考驗期限為十年。也就是說,于-超再次犯罪的時候,還在考驗期限內。這就不能不叫人產生這樣的想法:這罪犯究竟是否應假釋?假釋后又該如何監管?
當然,我們相信司法機關是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的假釋條件給予于-超假釋的。在執行刑罰期間,罪犯于-超可能確有悔改表現,符合了假釋的條件。但是,我們對假釋這事還是應該慎之又慎,不能掉以輕心,因為,有時表現是可以偽裝的,假如其表面一副悔改誠實的樣子,但實際上賊心未死,惡性未除。那么,這樣的罪犯,一旦被假釋回社會,無異于放虎歸山。因此,司法機關必須從嚴把握,不能輕易給予假釋。
更重要的問題是,對被假釋犯罪分子應如何監督管理?被假釋的犯罪分子仍然負罪在身,仍是罪犯,不享有普通公民的權利。法律規定,被假釋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機關予以監督,其必須遵守法律法規,按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遵守監督機關關于會客的規定,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或者遷居,應當報經監督機關批準。不知被假釋的犯罪分子于-超從桂林來貴港打工,是否經批準?也不知其這段時間的活動情況是否向監督機關報告了?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于-超沒有報告其去見受害者并向受害者“借錢”的情況。因為,如果其報告了,其恐怕就不敢如此膽大妄為,行兇殺人了,悲劇也就可能不會發生了。
可見,對于被假釋的犯罪分子,必須進行嚴格的監督,這是法律賦予政法機關的職責,也是社會的共同責任。但由于政法機關辦案任務繁重,有時可能會出現疏于監管的情況;而作為社會力量的村委會、居委會或其他民間組織的作用又無法得到正常發揮,因此,對被假釋的犯罪分子的監管出現了空洞,以至于于-超在考驗期間內再次犯罪。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希望這起以善良公民的生命為代價的案件能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對罪犯的改造、假釋以及假釋后的監督等問題和漏洞予以重視和改進,以使罪犯真正洗心革面,改邪歸正,重新做人;同時也讓群眾安全、安心地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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