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重構的具體模式有兩種:一是司法機關依職權提出二是罪犯本人申請
減刑、假釋作為一項重要的行刑制度,可謂對罪犯的“第二次審判”,是有效調動服刑人員認真接受改造,提高改造質量,使罪犯早日回歸社會的重要手段。但是,在當前運行的減刑、假釋程序中存在監獄建議權侵蝕法院審判權、檢察機關監督手段疲軟、當事人參與權過少等弊端,造成了減刑、假釋運行過程中出現了不公等問題。因此,重新構建減刑、假釋程序,對于擴大減刑、假釋運行的公開程度,加強檢察機關監督力度,實現減刑、假釋的公正具有重要意義。
減刑和假釋都是在刑罰執行過程中對特定服刑人員采取的變更執行措施。減刑是指對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罪犯,在執行期間確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現的,依法減輕其原判刑罰的一種制度;而假釋是對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經過一段時期的勞動改造后,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而給予其有條件地提前釋放的一種制度。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和監獄法都對減刑、假釋的程序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但是,筆者認為,由于減刑與假釋本身程序的缺陷,導致司法實踐中減刑與假釋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民群眾對于司法公正的信心。
■當前減刑、假釋程序的弊端
1.監獄的建議權侵蝕法院的裁定權。司法實踐中,對罪犯的減刑、假釋,經由監獄提出建議書后,法院僅僅對減刑、假釋建議進行書面的和形式上的審查,并不提審罪犯,也不進行其他實質性審查。因此,法院對減刑、假釋的裁定權,轉化為完全形式意義上的程序。也就是說,從立法規定和形式上看,我國的減刑、假釋屬于法院審判權的范疇,但在行刑實踐中和實質意義上看,減刑、假釋的權力卻被監獄壟斷。因為,人民法院對減刑、假釋的審理完全依賴于監獄提出的減刑、假釋建議中的有關材料。在這樣的減刑、假釋適用機制中,行刑權的行使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效率要求,但其是否建立在公正的基礎之上,顯然缺乏有力的程序保障。而且,這種監獄主導型的減刑、假釋適用機制,極易導致行刑腐敗。上述監獄機關的建議權對法院裁定權侵蝕導致的后果主要是可能造成減刑、假釋裁定的不公正,即不應當被減刑、假釋的罪犯被裁定減刑、假釋,從而背離刑罰的報應和預防目的的實現。具體來說,不具備減刑、假釋實質條件的罪犯被減刑、假釋,使其原生效判決所確定的刑期被不正當地縮短,從而背離了對罪犯的應有懲罰。同時,還會必然造成應當被減刑、假釋的罪犯不能被裁定減刑、假釋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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