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行的減刑制度是由法院采取書面審的形式進行的，法院根據監獄報來的材料裁定減刑。由于法院的刑事審判庭還要負責日常案件的審理工作，減刑一般集中處理，一年一次到兩次。這種集中處理的方式就造成了法官沒有精力按照法律的要求嚴格審核材料的真實性，更不要提到監獄了解每個減刑罪犯的基本情況了。基本是監獄怎么報，法院就怎么裁。法官僅能就減刑幅度、間隔時間、考核分數做一個大致的判斷，沒有明顯違反限制條件的就算審核通過。

而實際上，有明顯違反限制條件的，監獄也不會報到法院。法院裁定減刑的文件都是半成品，只要根據監獄報來的材料填上姓名、原判刑罰等信息，就可完成，但這樣的文件每件減刑案件要至少填三份。有著重大實踐意義的減刑就變成了繁重的填表活動。所謂合議庭的意見，也只是填完空格后互相簽署的名字。法院變成橡皮圖章，實屬無奈之舉。減刑的書面審理方式也遭到了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的共同口誅筆伐。

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出臺了新的規定，要求減刑假釋案件推行公示、聽證制度，以期改變書面審理的缺陷。根據最高法院的新精神，這種公示和聽證制度也只能針對有重大疑問的部分減刑案件適用，因為法院本來就不了解犯罪人的改造狀況，需要從頭全面了解，本身又不是矯正專家，加之日常審判業務非常繁忙，法院沒有精力對全部減刑案件實行公示和聽證。

將減刑權力交給專門的減刑委員會，此問題便迎刃而解了。減刑委員會了解犯罪人的基本情況，本身又積累了相當的矯正經驗，也沒有其他事務的繁雜，因此，實行聽證制度是現實的。聽證可邀請檢察院派員或特聘社會監督員甚至人大代表主持，因為聽證程序本義上要求主持人具有象法官那樣獨立、中立的品格，且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不能擔任聽證主持人，即實行聽證主持人回避制度。減刑委員會官員在聽證會開始后可以首先向被申請減刑的犯罪人告知權利義務，詢問是否要求回避等，然后聽取監獄等行刑機關介紹罪犯的基本情況和改造狀況，以及報送減刑的理由，接下來犯罪人可以陳述自己的思想認識，使得減刑委員會在報送材料記述的考核分數之外直接了解犯罪人的思想狀況。委員會可以就相關疑問向監獄和犯罪人發問，以期更全面的了解犯罪人的情況。減刑委員會還可以向犯罪人的監管民警以及同監犯人提出問題，從其他方面了解犯罪人的情況。

考慮到面對監獄機關，犯罪人同監的其他犯人可能有思想包袱，不敢實事求是說明問題而只是一味唱贊歌，可以采取不記名書面調查或委員會與其他罪犯單獨個別談話并對談話內容保密等特殊方法，使其放下思想包袱，同時向其彰顯減刑程序的公正性，激發起改造的積極性，樹立爭取減刑的信心。委員會調查后對與犯罪人陳述和其減刑呈報材料有重大出入的問題再向犯罪人和監獄提出，反復調查確定真相。負有監督職能的檢察院派出的人員和特聘的社會監督員可以列席聽證會，減刑委員會事后可向其咨詢意見。之所以是列席而不是出席，原因在于減刑委員會主持的聽證會不具有訴訟性，檢方是行使的監督權而不是以公訴人的身份代表國家主張對犯罪人進行懲罰的，只是通過列席聽證會判斷對犯罪人的減刑獎勵是否公正合理，程序是嚴格公開。因此，減刑委員會主導下的減刑程序可以采取聽證會的形式，公開、公平、公正的對減刑案件作出決定，以期實現減刑制度的設置目的，取得良好的刑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