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海事海商案件我國有專門的法院進行管轄，這是一個特殊的問題，因為不管是對于我國來說還是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海事海商管轄案件都會涉及到一些公海上的問題不好解決，下面由小編來告訴大家海事海商刑事案件管轄相關問題有哪些.

關于海事刑事案件的管轄問題已被學界和實務界關注已久，早在幾年前就有學者提出涉海案件(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應由海事審判機關統一管轄的建議。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中也提出，要“改革海事案件管轄制度，進一步理順海事審判體制，科學確定海事法院管轄范圍，建立更加符合海事案件審判規律的工作機制”。2016年5月7日，馬耳他籍貨船“CATALINA”號與我山東漁船“魯榮漁58398號”碰撞，造成我國漁船19名船員死亡、失蹤的重大事故。近日，寧波海事法院立案受理了寧波市人民檢察院指控“CATALINA”輪二副艾倫·門多薩·塔布雷犯交通肇事罪一案。在最高人民法院于今年2月指定寧波海事法院作為海事刑事案件管轄試點法院之后，該案開啟了海事法院受理海事刑事案件的先河，在客觀上推動了海事案件管轄制度的改革，這一試點工作的開展對于深化司法制度的改革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我國的海事審判體制是伴隨著涉?；顒拥陌l展而逐步確立的，而涉海活動又具有一般的生產和商業活動所不可比擬的特征，這種特征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其一是風險性。眾所周知，無論是海上運輸還是對海洋的開發和利用活動，無不伴隨著一定的風險，《海商法》中的海難救助、共同海損分攤、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和海上保險等項制度，無不是基于海上風險而確立的特殊制度。由這種風險性所決定，在海事審判中必須充分考慮到在陸地活動中所不具有的特定因素，并實行一些特殊的審判程序。其二是技術性。海上活動離不開船舶，而對船舶的使用和管理又事關海上安全和海洋環境，國際海事組織自成立以來為維護海洋環境和海上交通安全而制定的公約數量之多，可謂浩如煙海，這就要求從事海事審判的人員不僅應具備扎實的法學理論基礎，而且要對航海、貿易以及其他相關的專業技術有一定的了解。其三是涉外性。隨著我國對外開放規模的不斷擴大，我國的海上運輸、海上生產、海洋開發和利用等活動中的涉外因素日漸增多，為了妥善地審理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事案件，在我國的立法中遵循國際公約的相關規定并適當地吸收和借鑒了國外立法中的先進經驗，例如在《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中，就適度借鑒了普通法系中對物訴訟制度的合理成分，并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扣押船舶的程序性制度。海事審判中所具有的這些特征對審判人員的專業化水平都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及其以前的時期里，我國的海事案件均由各沿海城市的人民法院管轄。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擴大和涉外海事案件的日益增多，審判機構原來實行的職能分工模式越來越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各界人士要求實現海事審判專業化的呼聲日益高漲。198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設立海事法院幾個問題的決定》，在廣州、上海、青島、天津和大連設立海事法院。截至1999年，又先后批準設立了武漢、海口、廈門、寧波和北海海事法院，管轄范圍基本上覆蓋了我國主權管轄的水域，形成了專門的海事審判格局。回顧和總結我國海事司法改革的過程，所體現的是先民事、后行政再向刑事案件管轄的發展軌跡。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設立海事法院幾個問題的決定》中有關海事法院收案范圍的規定，海事法院受理的海事案件主要包括海事侵權糾紛、海商合同糾紛等民商事案件和當事人不服主管行政機關處罰引起的海事行政案件等。后期，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圍的若干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關于海事行政案件管轄問題的通知》等司法解釋和司法文件的頒布，海事行政案件的管轄經歷了多次調整后，海事法院不再受理海事行政案件。直至2016年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圍的規定》，對海事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范圍進行了修改拓展，并將海事行政案件再次正式納入海事法院的管轄范圍，由此實現了海事審判中的民事、行政“兩審合一”。

至于海事刑事案件，長期以來一直被置于海事法院的管轄范圍之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于2007年發布的《關于審理海上發生的違法犯罪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中的規定，對于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海上犯罪案件，由同級人民法院依法審判。人民法院判處管制、剝奪政治權利以及決定暫予監外執行、緩刑、假釋的，由罪犯居住地公安機關執行。此種規定對于審理普通的海上犯罪案件基本可行，但是，近年來，隨著海洋活動的日益多樣化，諸如船舶的越境捕撈或海底打撈、非法實施海洋開采作業、海洋污染以及因船舶碰撞而引發的惡性事件屢有發生，將這些海事刑事案件歸于地方法院管轄的做法顯現出了一定的不便。首先，在法律適用的問題上，對涉外海事刑事案件的管轄不僅要適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而且還涉及到國際法的適用問題。由于海事刑事案件可能發生在不同的海域，而國際法賦予沿海國在內海、領海和專屬經濟區的管轄權又各有不同，加之在審理涉外海事刑事案件時，還常常涉及到確定外國籍船員的刑事責任問題，適用法律更為復雜。其次，從技術層面來講，由于國際公約和國內立法中對船員技術水平的要求日益提高，尤其是在當今的條件下，立法中越來越強調船員的“一專多能”，故在認定事故原因時須按公約和法律規定的標準，認真、全面地考查船員運用航海技術的情況，對航運等專業性的要求更高。第三，從航運管理的角度而言，由于船舶的航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整個團隊的協作，故發生交通事故的原因也有別于陸上的交通事故，以海上交通事故為例，有的事故原因是船公司管理人員在管理船舶時的過失;有的是船長對船舶的指揮失誤;有的可歸因于引航員在引領船舶時的過錯;也有的是輪機部與甲板部船員在工作中協調不當。因此，在審理海上交通事故所引起的刑事案件時，不能簡單地套用普通交通肇事罪的審理模式，而應綜合地運用法律并參照航海和航運管理的技術標準，對事故的原因和后果進行周密的調查和研究。我國的海事法院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審理涉外海事案件的經驗，涉案的當事人和船舶已遍及70多個國家和地區，將海事刑事案件交由海事法院專門管轄，可以充分發揮海事法院在海事法律和航運專業的優勢，更能適應海事刑事審判專業性的需要。

當前正值我國實施海洋強國戰略的重要時期，《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了“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的戰略目標，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也向全國的司法戰線提出了加強涉外法律工作，運用法律手段維護我國主權和安全的具體要求。鑒于海事活動所具有的風險性、涉外性和技術性的特征，實行涉海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統一管轄是實現海事審判專業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在實施建設“一帶一路”偉大工程的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就海事法院管轄涉海刑事案件這一問題開展試點工作，可謂恰逢其時，這一試點工作對于深化人民法院體制改革，實現審判資源的科學配置，進而實現海事審判的完全專業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實踐意義。

綜上所述，以上就是海事海商刑事案件管轄的相關問題，其實大家可以發現，我國對海事海商案件的刑事管轄權不管是以前還是以后來說，或者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來說，都會是十分重要的問題，但是具體會如何發展，還是會隨著一些因素的改變而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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