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犯罪嫌疑人親友提供準確線索,協助抓獲犯罪嫌疑人,可以有條件地認定為自首。
司法實踐中,由于犯罪嫌疑人在逃,其親屬向偵查機關提供了犯罪嫌疑人藏匿地點的電話號碼或藏身之所,偵查機關以此為線索將犯罪嫌疑人抓獲,犯罪嫌疑人被抓獲時無任何反抗并在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行為。筆者認為在刑事法律規定及現行刑事政策背景下,對該種情形可有條件認定自首。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所列“陪首”“送首”條款存在與上述情況性質相同的規定。即“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動,而是經親友規勸、陪同投案的;公安機關通知犯罪嫌疑人的親友,或者親友主動報案后,將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應當視為自動投案”。由此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歸案有時并非出于自己主動,而是由親友規勸、陪同投案或者送交歸案,只要不違背犯罪嫌疑人的個人意志,仍可視為犯罪嫌疑人本人自動投案。而親屬提供線索將犯罪嫌疑人抓獲的情形與司法解釋中“陪首”“送首”條款的規定具有實質上的一致性,即在犯罪嫌疑人歸案方式上都體現為親屬的主動性和犯罪嫌疑人的被動性,所以可有條件地認定為自動投案。
其次,司法機關能夠及時抓獲犯罪嫌疑人,是因為獲取了真實可靠的具體線索。該犯罪嫌疑人在歸案時并沒有任何的反抗行為,在歸案以后也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為,說明其親屬的行為得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事后認可,是不違背犯罪嫌疑人本人的意志的。
第三,家屬向公安機關提供線索,幫助公安機關及時抓獲犯罪嫌疑人,其目的顯而易見是為給犯罪嫌疑人爭取從寬處罰的機會。由于關系密切的親友的特殊身份,一方面他們可能成為案發后最大的知情者,另一方面他們的檢舉行為需要比常人更大的勇氣和信心,因此他們希冀自己的大義滅親能夠換來的是“親”不被“滅”,此時,如果不將這種行為認定為自首并從寬處理,犯罪嫌疑人的親友是否提供線索將犯罪嫌疑人抓獲對犯罪嫌疑人而言都是一個結果,犯罪嫌疑人的親友很可能不作為,甚至取而代之的是窩藏、包庇現象的增多,偵查成本會大幅提高及訴訟效率會隨著下降。
二、犯罪嫌疑人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構成犯罪,而以被害人或舉報人的身份到公安機關報案,被采取強制措施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行為,可有條件地認定為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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