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定過程

自首和立功，是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非常復雜、爭議較大的問題。刑法總則僅用第六十七、六十八兩個條文作了原則性規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用七個條文對此作了細化規定。但近年來，犯罪分子投案、供述自己的罪行、檢舉揭發他人犯罪、協助公安人員抓獲其他罪犯的形式呈現多樣化、復雜化趨勢，新類型“自首”、“立功”時有出現。刑法和《解釋》因制定時間早、規定較原則，已不能完全解決新問題、新情況。例如，交通肇事后不逃逸是否構成自首，通過賄買等不正當途徑獲取他人犯罪線索是否構成立功，等等，都沒有明確規定，造成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不統一，量刑不均衡。

為了進一步規范自首、立功的認定標準、查證程序和從寬幅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對出臺自首、立功問題司法文件予以立項，經過長時間廣泛深入調查研究，多次召開專家論證會進行論證，并征求有關部門的意見，基本取得共識后，又經反復修改完善，最終形成了此《意見》。

《意見》的主要內容共八個部分，包括：(1)“自動投案”的具體認定;(2)“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具體認定;(3)“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和“不同種罪行”的具體認定;(4)立功線索來源的具體認定;(5)“協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具體認定;(6)立功線索的查證程序和具體認定;(7)自首、立功證據材料的審查;(8)對自首立功的被告人的處罰。

二、基本原則

《意見》的制定，主要堅持了以下基本原則：

一是準確把握自首、立功的認定條件和從寬處罰幅度。司法實踐對自首、立功的認定和從寬處罰的把握，存在過嚴和過寬兩種傾向?！兑庖姟窂淖允?、立功的本質出發，基于符合立法本意和有利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進一步明確了自首、立功的認定標準和從寬處罰的基本原則，使其既不過嚴苛，也不過寬泛，更符合司法實踐，更容易被社會接受。

二是從實際出發，立足于解決主要問題。自首、立功的法律適用問題較多，有的分歧較大。《意見》以滿足實際需要為出發點，對司法實踐中較常見的問題提出具體明確、操作性較強的意見，而對那些較少出現或者暫未有較成熟意見的個別問題，則未作規定。

三是在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框架內對自首、立功的具體認定和從寬處罰原則予以細化?！兑庖姟吩诂F行法律框架下對刑法和司法解釋的有關規定予以細化、明確和完善，效力低于司法解釋，在適用過程中可以進一步收集問題，總結經驗，逐步完善。

三、“自動投案”的具體認定

1、自動投案的表現形式

所謂“自動投案”，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歸案前，出于本人意志而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及其他有關單位和人員承認自己實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上述單位和人員的控制之下，等待法律制裁的行為。自動投案的本質屬性是投案的主動性和自愿性。自動投案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典型的自動投案，即《解釋》第一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的“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或者雖被發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第二種是視為自動投案的情形，雖然不完全具備典型自動投案的特征，但體現了投案主動性和自愿性的本質屬性?！兑庖姟犯鶕痉▽嵺`中出現的新情況，在《解釋》第一條第(一)項規定的七種應“視為自動投案”的情形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四種情形，鑒于司法實踐中可能還會出現新的情形，《意見》還設立了兜底條款。

2、“明知他人報案而在現場等待”的情形

《意見》增加的第二種情形，是“明知他人報案而在現場等待，抓捕時無拒捕行為，供認犯罪事實的”。犯罪嫌疑人作案后雖然沒有親自報警，但在明知他人報案的情況下有機會逃走而未逃走，留在現場等待抓捕，即“能逃而不逃”，這種情形體現了其主動、自愿將自己交付法律制裁的意圖，對控制犯罪嫌疑人有一定意義，故應當認定為自動投案。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系因受傷、醉酒、被群眾包圍等客觀因素而未能逃跑，或者滯留現場是尋找作案機會、繼續作案而非等待抓捕，則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

3、“形跡可疑”型自首

對于《意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的“形跡可疑”型自首的認定，需要把握的重點是主動交代犯罪事實對確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實質意義，因為自首體現了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態度，可以防止其留在社會上繼續犯罪，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實現司法的經濟性。僅因形跡可疑被盤問、教育后主動交代犯罪事實，若有關部門并未掌握其他證據，則其主動交代對確定犯罪嫌疑人具有決定性的實質意義，應認定為自動投案;若有關部門在其交代時或者交代后即在其身上、隨身物品、交通工具等處搜獲與犯罪有關的物品，則即便其不交代，有關部門仍可掌握犯罪證據，故此類情形下的交代對確定犯罪嫌疑人不具有實質意義，一般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

上述情形在毒品犯罪案件中較為多見。例如，公安機關設卡例行檢查時發現某人神色慌張，形跡可疑，遂對其進行盤問，此人即交代了運輸毒品的犯罪事實，公安人員隨后在其隨身攜帶的行李箱內查獲毒品，這類情形就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當然，如果與犯罪有關的物品是通過正常工作方法難以發現的，如某人運輸毒品時發現前方500米處有檢查站，即將毒品埋在路邊，該人在檢查站因神色慌張而被盤問，即交代了犯罪事實并帶領公安人員找到了埋藏的毒品，此時的主動交代對確定犯罪嫌疑人就具有實質意義，可以認定為自動投案。對于其他類似情形，可以根據上述規定的精神具體把握。

4、交通肇事罪的自首

交通肇事后保護現場、搶救傷者、向公安機關報告的能否認定為自動投案，實務界和學界均存在很大爭議，在《意見》制定過程中也有不同意見，亟需明確規范。

認為此情形不能認定為自首的理由是：(1)《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條明確規定保護現場、搶救傷者、向公安機關報告是犯罪嫌疑人的法定義務，既然是履行法定義務，就不應當再重復評價。(2)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對交通肇事罪規定了三種情形的量刑幅度，其中對未逃逸的情形規定了較輕的法定刑，對逃逸的情形特別規定了較重的法定刑。刑法沒有任何一種犯罪因行為人逃逸即規定加重處罰，表明刑法也認為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保護現場、搶救傷者、向公安機關報告是其法定義務，不是自首，不須給予自首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待遇;相反，如不履行法定義務，應加重處罰。(3)對犯罪嫌疑人履行法定義務的行為不認定為自首，不必然引發鼓勵肇事者逃逸的負面效果。司法實踐中，有不少地方，如浙江省正式規定此種行為不屬自首，《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條規定依然執行得很好。這是因為逃逸與不逃逸行為的法定刑幅度完全不同，處罰結果差異較大。即使逃逸后又自首的，因為只能在更重的法定刑幅度內從寬，也不會出現量刑失衡。個別減輕處罰的，只要有特殊情形，也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

認為此種情形應認定為自首的理由是：(1)《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條雖明文規定保護現場、搶救傷員、向公安機關報告是犯罪嫌疑人的法定義務，但與刑法上認定其為自動投案并不矛盾，后者是對前者的支持、鼓勵。(2)如果否認交通肇事存在自首，而承認其他責任事故存在自首，明顯會導致交通肇事罪與其他責任事故犯罪的不協調。(3)此情形認定為自首，有利于鼓勵肇事者在最短時間內搶救傷者;反之，有可能助長逃逸行為，產生不良社會效果。(4)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種量刑幅度內的不逃逸并不等于自動投案，實踐中還存在諸多既未逃逸也未自動投案的情形。(5)自首是刑法總則規定的量刑制度，應對刑法分則個罪符合自首構成要件的情形普遍適用。

經研究，我們同意后一種意見。同時為確保統一法律適用后有良好的導向和效果，將此情形規定為：“交通肇事后保護現場、搶救傷者，并向公安機關報告的，應認定為自動投案，構成自首的，因上述行為同時系犯罪嫌疑人的法定義務，對其是否從寬、從寬幅度要適當從嚴掌握。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應認定為自首，但應依法以較重法定刑為基準，視情決定對其是否從寬處罰和從寬處罰的幅度。”

5、采用捆綁手段“送子歸案”的情形

在《意見》制定過程中，對親屬采用捆綁手段“送子歸案”的情形能否認定為自首也存在較大爭議。有觀點認為，此種情形與《解釋》第一條第(一)項中的親友“陪同自首”、“送子自首”無本質差別，犯罪嫌疑人親屬舍棄親情而將嫌疑人交付國家審判，目的是使嫌疑人得到從寬處罰，對這種“大義滅親”的行為應予肯定和鼓勵，因而應視為自動投案。

我們經反復斟酌后認為，犯罪嫌疑人被親友采用捆綁等手段送到司法機關，或者在不明知的情況下被親友帶領偵查人員前來抓獲的，由于嫌疑人并無投案的主動性和自愿性，完全是被動歸案，將此認定為自動投案既不符合自首的本質特征，也違背了主客觀相統一的刑法原則，而且破壞了人們對于自首的一般理念。因此，上述情形不宜認定為自動投案。

但是，法律對這種“大義滅親”的行為應予充分肯定和積極鼓勵，在量刑時一般應當考慮犯罪嫌疑人親友的意愿，參照法律對自首的有關規定酌情從輕處罰。當然，如果犯罪嫌疑人親友是出于對嫌疑人的痛恨而實施“送子歸案”等行為，并不要求對嫌疑人寬大處理，在量刑時也可以不予從輕處罰。

四、“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具體認定

1、不如實供述身份等情況

在調研中發現，犯罪分子到案后不如實交代身份等基本情況的越來越多，有的是“面子”問題，但相當一部分是企圖隱瞞漏罪或者前科情況。前者說不上有主觀惡意，后者則違背了自首的立法本意，既影響到準確、及時、有效地打擊犯罪，也不利于監所管理。因此，《意見》規定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應包括供述主要犯罪事實和姓名、年齡、職業、住址、前科等情況，并對如何認定如實交代身份進行了明確。以不如實供述身份是否影響定罪量刑為標準，如果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身份等情況與真實情況雖有差別，但不影響定罪量刑的，如真實年齡為22歲，但謊稱為19歲，可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如果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等情況，如冒用他人姓名企圖隱瞞前科情況，影響對其定罪量刑的，則不能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司法實踐中可能還會出現隱瞞身份的其他情形，可以根據隱瞞的內容是否影響定罪量刑為標準進行分析判斷。

2、“主要犯罪事實”的認定

《解釋》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學術界有觀點認為，主要犯罪事實，是指對犯罪嫌疑人行為的性質認定有決定意義的事實、情節(即定罪事實)以及對量刑有重大影響的事實、情節(即重大量刑事實);而所謂“對量刑有重大影響的事實、情節”，則是指決定著對犯罪嫌疑人應適用的法定刑檔次是否升格的情節，以及在總體危害程度上比其他部分事實、情節更大的事實、情節。我們基本同意這種觀點。主要犯罪事實首先包括定罪事實，自不待言，而對于量刑事實，則應區分已如實供述與未如實供述部分的嚴重程度，決定是否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

對于犯罪嫌疑人多次實施同種罪行的，《意見》規定，認定是否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的基本標準，是已交代的犯罪事實與未交代的犯罪事實的危害程度，并規定了區分犯罪情節與犯罪數額兩個具體標準，即如實交代的犯罪情節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節，或者如實交代的犯罪數額多于未交代的犯罪數額，一般應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在這里，犯罪數額的多少一般都有比較明確的界限，而犯罪情節的輕重，則要根據情節的危害程度、對量刑的影響加以判斷。如，被告人搶劫作案三起，其中第三起致人死亡，被告人投案后如實交代了前兩起，隱瞞了第三起，由于致人死亡的一起犯罪對量刑有決定性的影響，如實交代的犯罪情節輕于未交代的犯罪情節，故不應認定為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標準不僅可以適用于犯罪嫌疑人多次實施同種罪行的情形，在犯罪嫌疑人僅實施一次犯罪行為的情形下也可以參照適用。如，犯罪嫌疑人開槍將被害人打死后投案，謊稱系槍支走火致死，由于嫌疑人隱瞞了持槍殺人這一對定罪量刑具有決定性影響的犯罪情節，因此不能認定為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在共同犯罪的場合下，犯罪嫌疑人投案后推、攬罪責，隱瞞重大犯罪情節的，也不能認定為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如，犯罪嫌疑人結伙入戶搶劫，其直接致死一人，劫得財物數千元，但其自動投案后僅如實交代參與搶劫的基本事實，隱瞞了自己直接致死被害人的關鍵事實。在此情形下，犯罪嫌疑人雖然如實供述了參與搶劫的事實，但未如實供述直接致人死亡這一更嚴重的犯罪情節，故不能認定為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

還需要注意的是，《意見》對“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和“如實供述身份”的認定采用了不同的標準。只要如實供述的犯罪事實對量刑的影響大于所隱瞞的事實，就可以認定為“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而只要隱瞞的身份情況對量刑有影響，就不能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例如，犯罪嫌疑人實施一般搶劫犯罪三起，三起搶劫的犯罪情節大致相當，自動投案后如實交代了兩起，可認定為自首;若其自動投案后如實交代了三起，但為隱瞞其盜竊前科而不如實供述身份，則不能認定為自首。在這里，雖然其隱瞞的一起搶劫罪行對量刑的影響可能要大于盜竊前科，但如前所述，不如實供述身份對司法實踐的危害很大，既可能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又浪費訴訟資源，影響訴訟效率，因此《意見》對不如實供述身份的情形規定了較為不利的法律后果。

此外，“主要犯罪事實”之“主要”，是相對于“次要”而言的，如果用百分比表示，“主要”是超過50%。因此，《意見》規定，在無法區分已交代的與未交代的犯罪情節的嚴重程度，或者已交代的犯罪數額與未交代的犯罪數額相當的情形下，一般不認定為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

3、“如實供述”的時間限制

《解釋》規定，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認定為自首;但在一審判決前又能如實供述的，應當認定為自首。相應地，被告人在一審階段翻供、二審階段又如實供述的，則不能認定為自首;一審認定為自首，被告人在二審階段翻供的，也不能改變自首的認定。從《解釋》規定的精神可以看出，如實供述必須是在司法機關掌握主要犯罪事實之前，才能體現悔罪態度，節約司法資源。

在司法實踐中，有的犯罪嫌疑人投案后一直未主動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有的是在偵查機關掌握證據后才交代，有的是在一審庭審中才交代，還有的甚至是在二審庭審中才交代，在此情形下，犯罪嫌疑人雖然自動投案，但投案后不主動如實供述，體現不出其悔罪態度，案件得以偵破主要依靠偵查機關的努力，未體現出節約司法資源的宗旨，故不能認定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雖然投案初期沒有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但在司法機關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實之前主動交代的，還應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

五、“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和“不同種罪行”的具體認定

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和《解釋》第二條的規定，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或者判決確定的罪行屬不同種罪行的，以自首論。這在理論上一般稱為“余罪自首”。對如何認定“司法機關還未掌握”和“不同種罪行”，實踐中存在一定爭議，《意見》對此進行了明確。

1、“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認定

司法實踐中，對被采取強制措施期間交待被通緝、被網上追逃(即錄入全國公安信息網絡在逃人員信息數據庫)的其他罪行，能否認定為“司法機關還未掌握”，存在分歧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判斷司法機關是否掌握應當實事求是，以采取強制措施的司法機關是否實際掌握為標準。另一種意見認為，如果該司法機關在通緝令發布范圍之內，或者該罪行已網上追逃，就應認為已掌握。

我們同意后一種意見，理由是：近年來隨著電腦網絡技術的不斷推廣普及，全國公安機關的網上追逃系統已得到廣泛運用，公安力量在相當程度上被有效整合為一體。公安機關抓獲犯罪嫌疑人后有上網比對的職責和工作程序，只要余罪被通緝且該公安機關又在通緝令發布范圍之內，或者余罪被網上追逃，一般都能夠查實。因此，《意見》明確，如果余罪已被通緝，而采取強制措施的司法機關又在通緝令發布范圍之內，或者余罪已錄入全國公安信息網絡在逃人員信息數據庫的，應視為司法機關已掌握，否則，應以該司法機關是否實際掌握該罪行為標準。

2、“不同種罪行”的認定

何為“同種罪行”，何為“不同種罪行”，司法實踐中一般是以罪名區分，這一標準便于操作，但對于所涉犯罪系選擇性罪名等情形，各地掌握的標準不一，導致在是否認定為自首、是否從寬處罰方面差異較大。因此，《意見》規定，對不同種罪行的認定，首先要以罪名區分，罪名不同的，還要考慮余罪與已掌握的犯罪是否屬于選擇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實上密切關聯，罪名不同且不屬選擇性罪名，在法律、事實上也沒有密切關聯的，才能認定為不同種罪行。具體標準是：

(1)如實供述的其他犯罪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犯罪為選擇性罪名，如已掌握的是走私毒品罪行，又供述了制造毒品罪行，仍屬同種罪行;

(2)如實供述的其他犯罪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犯罪在法律、事實上密切關聯，如因受賄被采取強制措施后，又交代因受賄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構成濫用職權罪的，應認定為同種罪行。

在司法實踐中，法律、事實關聯的情形在搶劫、強奸等犯罪中較為多見。例如，司法機關已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一起搶劫犯罪行為，其又如實供述了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該起搶劫后殺人滅口的犯罪行為，因搶劫罪與故意殺人罪系同一次犯罪的連續行為，故應當認定為同種罪行。另一種情形是，司法機關已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一起搶劫犯罪行為，其又如實供述了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另一起搶劫并殺人滅口的犯罪行為，此時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故意殺人罪與已經掌握的搶劫罪在法律、事實上都沒有關聯性，故應當認定為不同種罪行。

六、立功線索來源的具體認定

在司法實踐中，犯罪分子為獲得從寬處罰，有時會不擇手段地以賄買、暴力、脅迫、引誘犯罪等非法手段，或者通過違反監管規定獲取他人犯罪線索，而有能力、有機會獲得上述線索的往往又是首要分子、主犯、再犯和黑惡勢力犯罪分子，對上述情形若認定為立功，違背了立功制度的初衷。因此，《意見》對立功線索來源作了必要的限制，犯罪分子將從以下幾種途徑獲取的他人犯罪線索予以檢舉揭發的，均不能認定為立功：(1)通過賄買、暴力、脅迫等非法手段獲取的線索;(2)被羈押后與律師、親友會見過程中違反監管規定獲取的線索;(3)本人以往查辦犯罪職務活動中掌握的線索;(4)從負有查辦犯罪、監管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處獲取的線索。

參照上述規定的精神，犯罪分子檢舉揭發對合犯罪行為的，也不能認定為立功。所謂對合犯，或稱對向犯，一般認為是指實施行為者雙方互為實現特定犯罪構成的必要條件，或者說互為實施犯罪的對方，如行賄與受賄、拐賣婦女與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出售毒品與購買毒品，等等。以行賄與受賄為例，行賄人交代受賄人的，只能認定為如實供述其行賄犯罪事實，而不能同時認定為揭發他人受賄犯罪，因為這是行賄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必然內容，而且，這一犯罪線索是行賄人通過賄賂的非法手段獲取的，在線索來源上具有不正當性，故不能認定為立功。當然，如果行賄人檢舉揭發的是受賄人的其他受賄犯罪，則可以認定為立功。

對于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的犯罪分子親友代為“立功”的情形，由于刑法規定的立功主體只能是“犯罪分子”，唯此才能體現出其“將功補過”的悔罪態度，故對與犯罪分子無關、純粹由其親友實施的“立功”行為，對其親友應由社會予以褒獎，不宜認定為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現。

七、“協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具體認定

《解釋》第五條規定：“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彼痉▽嵺`中對如何認定“協助抓捕”把握的標準不盡一致?！兑庖姟访鞔_了四種可認定為協助抓捕的情形和一種不能認定的情形。

四種可以認定的情形是：(1)按照司法機關的安排，以打電話、發信息等方式將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約至指定地點的;(2)按照司法機關的安排，當場指認、辨認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3)帶領偵查人員抓獲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4)提供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聯絡方式、藏匿地址的，等等。

鑒于同案犯的基本情況(包括同案犯的姓名、住址、體貌特征等信息)屬于犯罪分子應當供述的范疇，而犯罪前、犯罪中掌握、使用的同案犯聯絡方式、藏匿地址，則屬于預謀、實施犯罪的范疇，也是犯罪分子應當供述的內容，因此，《意見》規定犯罪分子僅僅提供上述信息，司法機關據此抓捕同案犯的，不能認定為協助抓捕同案犯。但是，如果按照司法機關的安排，將同案犯約至指定地點、當場指認同案犯，或者帶領偵查人員抓獲同案犯的，則可認定為立功，因為此類協助，犯罪分子完全可以不予配合，而其一旦主動、積極協助，個人則要承受一定壓力、承擔一定風險，因此應當通過認定為立功予以“鼓勵”。

八、對自首、立功的被告人的處罰

1、自首對量刑的影響一般大于立功

《意見》規定：“類似情況下，對具有自首情節的被告人的從寬幅度要適當寬于具有立功情節的被告人。”之所以這樣規定，主要是考慮到自首情節對每一名犯罪分子機會均等，而立功不是人人都有機會，且自首比立功更能充分體現出犯罪分子的悔罪態度，故對自首的認定標準和從寬幅度的掌握要更寬一些。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9月印發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法發[2010]36號)規定，對于自首情節，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下，犯罪較輕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處罰;對于立功情節，一般立功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重大立功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50%，重大立功且犯罪較輕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處罰。上述規定也體現了這種政策精神。

2、自首、立功情節與從重情節并存案件的處理

《意見》規定，對具有自首、立功情節(包括重大立功)的被告人是否從寬處罰、從寬處罰的幅度，應當從犯罪行為，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自首、立功的具體情節三方面綜合考慮，一般應依法從輕、減輕處罰。這里的“一般應”強調的是沒有其他特殊情況的都要從寬，以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精神，爭取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如果案件同時具備自首、立功情節和累犯、毒品再犯等法定從重情節，或者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犯罪后果特別嚴重、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等酌定從重情節，在考察犯罪行為和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的基礎上，要重點分析各種量刑情節的性質及具體情況，如自首的主動性、立功的大小、累犯的前罪的性質和嚴重程度等等，根據各情節反映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的程度，具體考量每個情節對刑罰裁量的影響，最終確定從寬、從重處罰或者將從寬、從重情節予以抵消。

3、共同犯罪的量刑平衡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對具有立功情節的被告人量刑時，要特別注意共同犯罪人之間的量刑平衡。對此把握的一般標準是“功是否足以折罪”。因為立功制度的出發點是鼓勵犯罪分子檢舉揭發其他犯罪，以更充分地實現刑法懲治犯罪、預防犯罪的目的。立功不大，對于懲治犯罪、預防犯罪的社會意義相應不大，對立功者從寬處罰的幅度就不應該大;立功雖大，但若立功者的罪行十分嚴重，如果從寬處罰或者從寬的幅度過大，對其處罰的刑法效果就會削弱，所以，即使從寬，幅度也不宜過大。例如，在毒品犯罪案件中，“毒梟”掌握的犯罪線索和立功機會相對較多，但其罪行嚴重，“馬仔”的罪行較輕，但不容易獲得立功線索，如果對有立功情節的“毒梟”從寬幅度過大，會導致同案犯量刑失衡，刑罰懲罰和預防犯罪的功能就無從體現。

基于上述考慮，《意見》對首要分子、主犯協助抓捕地位、作用較次的同案犯，首要分子、主犯協助抓捕罪行同樣嚴重的非同案犯，地位、作用較次的犯罪分子協助抓捕首要分子、主犯三種情形進行了區分，這三種情形的立功對量刑的影響是由小到大的遞進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