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刑制度是為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替代性刑罰執行方法。自由刑在本質上有無法克服的缺陷,尤其是短期自由刑。我國臺灣學者林*田認為:“它雖然短得不足以使受刑人變好,但卻長得足以使受刑人變壞,短期自由刑一方面欠缺刑罰矯治功能,另一方面卻給尚未被監獄負面效果感染的人提供了一次感染機會。”因此,現在許多國家的刑事政策有逐漸減少使用自由刑,而使用罰金刑替代的趨勢,認為對6個月以下的短期自由刑應盡量避免使用。緩刑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帶來的與社會隔絕、重返社會困難、罪犯間交叉感染等現象的弊端,有助于更好體現刑罰的個別化原則和最優化地發揮刑罰的功能,因此它受到了許多國家的重視。
從世界范圍來看,緩刑適用條件逐漸放寬、緩刑的適用率逐漸增高,如美國1977年的統計顯示,在美國一年有50%的罪犯被判處緩刑;德國1983年緩刑使用率是全部監禁判決的65%;日本1976年的緩刑占判處有期徒刑和監禁刑中3年以下案件的60.8%。緩刑制度被認為是近代刑法中最富有促進機能的刑罰制度之一,在各國的刑罰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緩刑的適用的條件及其把握
(一)法律規定緩刑適用的條件:
刑法第七十二條、第七十四條規定,一般緩刑的適用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個法定條件:一是被告人必須是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罰;二是被告人必須不是累犯;三是根據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
(二)緩刑適用條件的把握:
與前兩個條件(對象條件)相比,第三個條件(實質條件)是最關鍵也是審判實踐中較難把握的條件。主要原因是,由于被告人尚未適用緩刑,其“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只能是法官的一種推測和預先判斷。我院刑事審判法官一般是從以下要素把握的:
1、適用緩刑的必要要件
(1)被告人認罪
(2)犯罪行為侵害的法益應當得到恢復,也就是因犯罪而造成的損失應當得到彌補。具體包括:非法所得應當退出;犯罪造成的直接損失必須賠償
2、適用緩刑的參考條件
(1)過失犯罪相對于故意犯罪要優先考慮
(2)少年犯相對于成年人犯罪要優先考慮
(3)輕微性質的犯罪相對于嚴重性質的犯罪優先考慮。
比如相同條件下故意傷害要優先于故意殺人考慮,強制侮辱婦女要優先于強奸罪考慮等。
(4)從犯、脅從犯相對于主犯優先考慮
(5)中止犯、預備犯、未遂犯相對于既遂犯要優先考慮
(6)積極賠償的相對于消極賠償的要優先考慮
(7)刑事訴訟一開始就認罪并始終認罪的相對于時供時翻的優先考慮。
(8)自首立功的相對于被迫認罪的要優先考慮
(9)無前科的相對于有前科的要優先考慮
(10)社會影響小的案件相對于社會影響大的要優先考慮
(11)行為人犯數罪時一般不要適用緩刑。
三、緩刑適用條件的把握中存在的問題
1、緩刑適用在法律規定上的不足。從適用上來看,緩刑它只適用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另外,累犯不適用緩刑。這是我國刑法對緩刑適用明確的限制性規定。同時,我國刑法規定適用緩刑還需要犯罪情節輕、悔罪表現好,不致再危害社會,這是實質性的規定。在實踐中,犯罪情節輕,是以案情來確定;悔罪表現好是以是否供認其罪行,有否翻供來確定。但如何來確定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呢?作為緩刑適用最根本的要件,在實踐中,這一規定隨意性太強,沒有實體上的標準,不易把握。這種不易把握的規定在實踐中是無法操作的。但僅依據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來確定是否適用緩刑,筆者認為是不客觀的。最基本的,是應對可以適用緩刑的犯罪分子作社會調查,以確定其放在社會上不致再危害社會。但對每一個可以適用緩刑的犯罪分子都作社會調查,從司法部門的人力和財力上來看,這并不實際。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審判機關通常是以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來確定對犯罪分子是否適用緩刑的。由于法律規定上的不易操作性,這種在實踐中的操作方式,嚴重違背了緩刑適用的法律精神,并且容易造成濫用緩刑的情況。
2、刑法對緩刑適用的限制性規定太少,法官對緩刑適用的自由裁量空間過大。我國刑法對緩刑適用明確的限制性規定僅僅是“非累犯、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時,在我國刑法分則中,大多數罪名的量刑都含有三年以下或含三年的有期徒刑,也就是大多數罪名都在緩刑的適用范圍內,這就使法院對緩刑適用的自由裁量空間過大。另一方面,犯罪分子在可能適用緩刑的情況下,出于趨利的目的,通常不會翻供,并情愿多繳罰金,但這種表象并不能代表其本質,更不一定符合“不致再危害社會”的適用緩刑的條件。一方面這一條件的不易操作性,另一方面一些審判機關為了追求本單位的經濟效益,只要犯罪分子繳納罰金,并做好被害人的工作,很容易將一些不應當適用緩刑的案件也適用緩刑,這實質上是一種變向的以罰代刑。有的甚至不依據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只要是附和明確的限制性規定就適用緩刑,這使得有些刑罰適用緩刑顯得極不嚴肅。在適用緩刑的案例中,有一些是暴力性犯罪或惡性犯罪,這在全國的判例中并不鮮見。對這類犯罪適用緩刑,稍不恰當就會在社會上引起非常不好的影響。
3、對緩刑裁量權在監督上存在的問題。我國的法律對法官自由裁量緩刑的權力,并沒有過多的限制性規定和監督性條款,監督只是通常的社會監督、輿論監督、內部監督這類軟性監督,沒有硬性的、可以修正緩刑決定的監督。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的監督機關,對審判機關適用緩刑不當的案件,因缺乏法律上、實質上的監督性規定,同時,審判機關適用緩刑的案件,多是在法律明確的限制性規定的范圍內(非累犯、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實質性的規定(不致再危害社會),隨意性又太大,是無從把握的規定,因此檢察機關從根本上說無法對審判機關適用緩刑不當進行監督。另外,對適用緩刑的犯罪人在社會上重新犯罪的案件,對宣告緩刑的法官也沒有懲罰性的規定,這類案件對老百姓的影響直接是對我國司法公正的懷疑。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法官自由裁量緩刑的權力,在空間上過大;在監督上,實質上是個真空,這種缺乏監督的權力,對我國的司法制度是有害的,同時也很容易造成濫用緩刑的情況。
四、限制緩刑適用,防止緩刑濫用
1、應加大對緩刑適用明確的限制性規定。例如:暴力性犯罪和
惡性犯罪,不應當適用緩刑的或是有限制的適用緩刑的,法律上應做出明確的規定。
2、對審判機關適用緩刑不當的案件,應賦予檢察機關提出糾正的權力,以監督審判機關在緩刑適用過程中出現的錯誤。
3、對被緩刑人在緩刑期間又犯罪的案件,對宣告適用緩刑的法官,應制定相應的懲罰性規定,以約束審判人員謹慎使用緩刑裁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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