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福祉的同時，也使得生產、交通、建筑等高風險領域中過失犯罪的發生率持續上升。為保障社會安全，適應懲治和防范業務過失犯罪的需要，應加重我國刑法對業務過失犯罪的處罰，徹底改變刑法對該類犯罪的處罰輕于普通過失犯罪的普遍現象；適當增加業務過失危險犯；改變多數業務過失犯罪法定刑刑種設置的單一性，增設罰金刑和資格刑。【關鍵詞】業務過失犯罪；刑罰強度；刑種配置；業務過失危險犯一、中外刑法規定之比較分析（一）國內外刑法關于業務過失犯罪處罰的規定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業務過失犯罪案件呈激增態勢，因此，世界多數國家都對這類犯罪做出了不同于一般過失犯罪的規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式是先規定普通過失犯罪及其刑罰，然后進一步規定因業務上的過失造成同樣結果者加重處罰。例如，日本刑法第129條第1項規定：“過失致使火車、電車或者船舶的交通發生危險，或者致使火車、電車顛覆或者破壞，或者使船艦顛覆、沉沒或者破壞的，處30萬元以下的罰金。”第2項規定：“從事交通業務的人犯前項之罪的，處3年以下監禁或者50萬元以下罰金。”{1}（P49）又如2007年修訂的《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118條的規定。{2}（P52—53）個別國家采用了另一種獨特的立法例，即在故意犯罪的基礎上規定業務過失犯罪，如韓國刑法典第362條規定：“取得、讓與、運輸、或保管贓物的，處7年以下勞役或200萬元以下罰金。”第364條規定：“因業務上過失或重大過失而犯第362條之罪者，處1年以下徒刑或65萬元以下罰金。”{3}（P57）我國刑法是按照犯罪侵犯客體的不同，將業務上的過失犯罪分別規定在不同的章節中，沒有明確規定“業務過失犯罪”這一專門術語。1979年《刑法》中僅有交通肇事罪、重大責任事故罪、違反危險品管理規定肇事罪、玩忽職守罪四種業務過失犯罪，并且對業務過失犯罪的處罰要明顯輕于普通過失犯罪。1997年《刑法》和其后頒布的刑法修正案，雖然大量增多了業務過失犯罪的數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業務過失犯罪的法定刑輕于普通過失犯罪的現象，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對業務過失犯罪的處罰重于普通過失犯罪的一般原理；但并未將其貫徹到底，業務過失犯罪與普通過失犯罪的法定刑還存在著顯著的不均衡、不協調的“倒掛’’現象：首先，某些職務過失犯罪的法定刑規定得過低。如環境監管失職罪、傳染病防治失職罪、商檢失職罪、動植物檢疫失職罪和失職造成珍貴文物毀損、流失罪，都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造成的，都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后果，但這些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僅為3年有期徒刑。其次，除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交通肇事罪、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以外，多數責任事故犯罪的法定最高刑為7年有期徒刑，和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最高刑一致，而無論從社會危害性程度上看，還是從主觀惡性上看，多數業務過失犯罪都比普通過失犯罪更為嚴重。最后，比較我國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對普通過失犯罪和業務過失犯罪的規定可以發現，在一般情況下，對普通過失犯罪的處罰要重于業務過失犯罪。（二）國內外刑法關于業務過失犯罪處罰規定之比較第一，關于業務過失犯罪的刑罰強度。目前，大多數國家采用業務過失犯罪的法定刑重于普通過失犯罪的立法例；而我國1979年刑法卻反其道而行之，雖然1997年刑法調整了個別業務過失犯罪的法定刑，降低了過失致人死亡、過失致人重傷罪的最高法定刑；雖然《刑法修正案（四）》和《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的業務過失犯罪在刑罰上也體現了對這類犯罪加重處罰的精神，但并未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對業務過失犯罪的處罰要輕于普通過失犯罪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