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是常見、多發的犯罪,也是一種典型的過失犯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五條第二款、第七條分別規定:“交通肇事后,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論處。”“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或者機動車輛承包人指使、強令他人違章駕駛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釋第二條規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上述規定的出臺,引發了對交通肇事共同過失犯罪問題的討論。筆者的基本觀點是:應當全面確立交通肇事共同過失犯罪[①]形態,但對于指使逃逸型交通肇事共同過失犯罪形態的規定應該予以檢討,應當取消共犯的規定,對肇事者和指使者則根據各自行為的性質及相關法律規定分別定罪處罰。
一、應當全面確立交通肇事共同過失犯罪形態
《解釋》第五條第二款明確提出了交通肇事罪共犯的概念,而在《解釋》第七條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共犯的概念,但筆者認為它隱含了共犯的實質內涵。因為《解釋》第二條規定的是單一主體構成犯罪的標準,在單一主體的情況下,行為單一,責任確定。而在“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或者機動車輛承包人”指使、強令他人違章駕駛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情況下,則產生了主體復雜化、行為多樣化、責任分散化的情況,但是《解釋》還是作了若具有本解釋第二條規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的規定。這一規定充分體現了對共同犯罪處理的“部分行為全部責任原則”[②],因此筆者認為《解釋》第七條實質上對交通肇事犯罪的過失共犯形態進行了規定。
現行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過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論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按照他們所犯的罪分別處罰。”由于現行刑法規定,因此在學術上,我國絕大多數學者對于共同過失犯罪持否定的態度。其理由主要是“各過失犯罪人缺乏對共同犯罪的認識,在意志因素上缺乏內在的統一性,因而不能使數人的共同行為具有共同犯罪所必須的那種內在一致性。疏忽大意過失,缺乏預見性,過于自信過失,缺乏造成危害結果的意志因素,這是它們不能形成共同心理基礎和實施共同行為的最重要原因。”[③]筆者認為對交通肇事共同過失犯罪形態的規定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探討,首先必須在解決共同過失犯罪是否應當確立這一基本刑法理論問題的基礎上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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