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邏輯學和共同犯罪原理對脅從犯的立法定義進行剖析，筆者對通說的科學性產生質疑，筆者認為“被脅迫參加犯罪的”應當是指共同犯罪的法定量刑情節，并非法定的獨立共犯人。

(一)通說缺乏法律依據

脅從犯作為法定獨立共犯人的身份是我國刑法理論的獨創，[4]但實質上脅從犯一詞并非法定概念，而只是學理上對受脅迫參加犯罪的共犯人的一種稱謂。我國刑法沒有將脅從犯設定為獨立的共犯人，僅規定了“被脅迫參加犯罪的”(以下簡稱“被迫犯”)情況。被迫犯的法律特征只有一個，即參加犯罪的主觀被動性，其在犯罪中的客觀作用情況是法無明文規定的，[5]即并不能得出被迫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比從犯小，社會危害性也是最小的一般性結論。通說人為地補充了脅從犯的客觀特征，不符合刑法將“被脅迫參加犯罪的”情況單獨列入法典的初衷，切斷了被迫犯與主犯、從犯的內在關聯，丟掉了被迫犯中客觀上起主要作用的一種人，進而導致理論所擬制的“脅從犯”與法律規定的“被迫犯”并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后者的外延明顯大于前者，還應當包括客觀上起主要作用的“脅主犯”?？梢姡覈谭ㄖ詻]有明文規定脅從犯的概念，也體現出立法者對“脅從犯”這一稱謂的懷疑。

客觀地講，1997年刑法并沒有否定被迫犯的作用可能大于主犯或者可能大于從犯，因為對其的量刑根據是“犯罪情節”，這一“犯罪情節”不以被迫犯的主觀被動心理而轉移，這一法律規定的意義與修訂前1979年刑法不同，當時刑法對脅從犯的刑罰裁量以從犯為參照的規定隱含了脅從犯的危害小于從犯的法律精神，現在刑法的規定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對被迫犯的刑罰裁量不需要再考慮從犯的量刑。

應當說，我國刑法以“被脅迫參加犯罪的”的情況為特例規定在刑法中的目的不在于把被迫犯與主犯、從犯并列，作為以作用為分類標準意義上的獨立共犯人，也不在于定罪時作為修正犯罪構成的根據，而在于量刑上適用比較寬緩刑罰的事由。因此，將1979年刑法第25條、1997年刑法第28條作為“脅從犯”的立法論據，未免有些牽強。[6]

(二)通說不符合邏輯規律

通說認為,按照共同犯罪人在實施共同犯罪中發揮作用大小的不同,刑法將共犯人劃分為主犯、從犯和脅從犯。概而言之,主犯是起領導、組織作用和其他主要作用的共犯人,從犯是起次要和輔助作用的附隨性共犯人。這里要強調一點，“主要”和“次要”在邏輯關系上剛好是一對矛盾的概念,主犯和從犯也是同樣的矛盾關系。[7]

形式邏輯學告訴我們,概念之間的相互關系多種多樣,“主犯”與“從犯”在邏輯關系上是一對矛盾關系的概念,主犯的外延加上從犯的外延剛好等同于鄰近屬概念的外延之和,也就是“所有的共同犯罪人”的外延。換言之，主犯和從犯的外延已經涵蓋了所有的共同犯罪人的外延,因而以作用為分類標準只能產生兩種法定共犯人,要么是主要犯罪人,要么是次要犯罪人,不應有第三種犯罪人與前二者并列共存。因此法律中的被迫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客觀作用要么與主犯一致,要么與從犯一致,其法律性質應當定位于“主犯或從犯中被脅迫參加實施犯罪行為的共犯人”,他們只能寓于主犯或從犯之中,而不能與主犯和從犯并列，作為以作用大小為標準而進行分類的子概念。與“被脅迫參加犯罪的”在同一邏輯關系中相互矛盾的概念應當是“自愿參加犯罪的”,或稱作“自主犯”,而絕不會是主犯或者從犯。因而有學者曾指出:“脅從犯與主犯、從犯的區分是以其參與犯罪的自愿程度為劃分根據的。而教唆犯與其他三種共同犯罪人的區分則是以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不同為劃分根據的。這種分類根據的不同一,必然導致共同犯罪人種類之間的相容與界限不清。這體現在脅從犯與其他共同犯罪人之間的關系上,就會出現脅從犯同時又是主犯(或從犯)或者同時又是教唆犯的邏輯混亂。”[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