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刑法第十八條第一款規(guī)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jīng)法定程序鑒定確定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jiān)護人嚴加看管和醫(y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yī)療。”由此可以看出：第一，精神病人應否負刑事責任，關鍵在于行為時是否具有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第二，行為時是否有辨認或者控制能力，既不能根據(jù)行為人的供述來確定，也不能憑辦案人員的主觀判斷來確定，而是必須經(jīng)過法定的鑒定程序予以確認;第三，對因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并不是一概放任不管，而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jiān)護人嚴加看管和醫(yī)療，必要時也可以由政府強制醫(yī)療。

2、完全有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刑法第18條第2款規(guī)定：“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具有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力，因此，應當對自己的犯罪行為負刑事責任。

3、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刑法第十八條第三款規(guī)定：“尚未完全喪失或者控制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是介于前兩種精神病人之間的一部分精神病人。與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精神病人相比，這種人并未完全喪失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因此，不能象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那樣，完全不負刑事責任。但是這種人作為精神病人，其刑事責任能力畢竟又有所減弱，因此，我國刑法規(guī)定對這種人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二、刑事責任能力的制約因素

刑事責任能力的制約因素，即指制約精神病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基本因素。包含有：

1、意志自由程度

“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對事物的認識來作出決定的那種能力”，它是確定行為人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的主觀根據(jù)。刑事責任能力是意志自由在刑事法律關系中的具體化，刑法意義上的意志自由與刑事責任能力應該是內(nèi)涵相同的范疇。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把握精神病人的意志自由特征：

首先，承認客觀必然性是意志自由的前提。精神病人的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可能受精神疾病的影響而出現(xiàn)反常行為，從而給本人、他人或社會造成危害。這些精神病人實施的危害行為，是他們不能抗拒或者不能完全抗拒的自然現(xiàn)象、客觀規(guī)律。

其次，刑法意義上的意志自由的基礎是對刑事法律的認識，就是能正確認識自己行為在刑法上的性質(zhì)、意義、作用和后果的能力，即辨認能力。刑法上的辨認能力是控制能力的前提，前者對后者起著決定、制約作用。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不僅存在性質(zhì)上的區(qū)別，而且存在程度上的差異，在各種具體行為方面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也會表現(xiàn)出性質(zhì)上的區(qū)別和程度上的差異。

再次，刑法上的意志自由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制約的發(fā)展變化過程，如疾病、身心發(fā)育、智力發(fā)展程度、參與社會實踐活動和社會知識積累等因素的制約。

2、主客觀特征

犯罪主觀方面的罪過是任何犯罪構成所必備的主觀要件。罪過是犯罪主體的一種應受法律譴責的心理態(tài)度，來源于意志活動，即他已經(jīng)認識到自己行為的危害后果，卻依然希望或放縱這種結果的發(fā)生。

限制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于受精神疾病的影響，其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受到一定的損害或削弱。這造成了他們實際是在被削弱的意識力和意志力的支配下而實施犯罪行為的主觀特征。因此直接故意犯罪時，行為人為了完成預定犯罪目的意志行為所表現(xiàn)出來的意志，實際是具有某種病態(tài)成分的犯罪動機所驅(qū)使的結果。而間接故意犯罪時，行為則是在具有一定荒謬色彩、不合情理內(nèi)容的精神障礙影響下，選擇實施犯罪，放任危害結果的發(fā)生。同樣道理，精神病人在實施過失犯罪時的主觀意識能力和意志能力也與正常人大相徑庭。

綜上，考量精神病人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不能僅局限于罪的客觀方面，而應結合其犯罪的主觀方面的特征，進行客觀的綜合性評價。僅從客觀方面來看，精神病人實施的犯罪多是殺人、傷害、強奸等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而且犯罪手段殘酷、造成的危害后果嚴重。但這種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只是表面現(xiàn)象，其后起支配作用的，實際是受紊亂的精神活動制約而有所缺損的意識力和意志力。

3、社會與生物的關系

刑事法律和其他社會行為規(guī)范都是調(diào)整社會的人的行為。社會的人的本質(zhì)是具有自我意識，正是這種自我意識，讓社會的人與生物的人，乃至其他物種相區(qū)別。人產(chǎn)生自我意識，不僅首先需要以一定的生物基礎，即大腦為前提，而且需要以處于社會關系之中為條件。精神病人正是由于大腦機能失調(diào)或處于紊亂狀態(tài)而產(chǎn)生的疾病，從而導致自我意識的能力和以此為前提形成的意志能力喪失產(chǎn)生的基礎，或該基礎受到破壞。

法律不應譴責無意識力、意志力者的危害行為，否則就象譴責動物的侵襲行為或自然界的破壞一樣，是異常荒謬而又毫無意義的。就犯罪個體而言，犯罪行為是動機和作出決定的心理過程的某些環(huán)節(jié)變形的結果。〔3〕無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實施危害行為，完全是生物性原因直接作用的結果。對限制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個體而言，因為他們并非完整意義上的社會的人，他們的心理過程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都要受到處于紊亂狀態(tài)的大腦的支配。盡管此類精神病人犯罪原因中的社會性因素和生物性因素相互交織、滲透，但依據(jù)已有的科學技術尚無法將他們準確的分開。

因而，社會性因素與生物性因素共同作用構成他犯罪直接原因的事實，足以決定刑法只能部分的譴責其犯罪行為，畢竟生物性因素所導致的危害社會行為當然不在刑法的調(diào)整范圍之內(nèi)。

4、訴訟程序上的影響

刑事責任能力受訴訟程序的制約，主要是由于追究限制責任能力精神病人的刑事責任，必須經(jīng)過嚴格的訴訟程序，而精神病人所患疾病對其訴訟行為能力必然產(chǎn)生影響，進而以此為中介影響其刑事責任能力。

刑事被告人的訴訟行為能力，是指被告人能夠正確認識自己在刑事訴訟中所處的法律地位，并在意識力和意志力的支配下自覺地行使法律賦予的訴訟權利和其他訴訟行為的能力。他主要受由感知、記憶和表述等三種具體能力所構成。受精神疾病的影響，精神病人的訴訟行為能力會不同程度的遭受損害。以前理論界將刑事責任能力作二分制的劃分，即全有或全無的劃分。但是大量的司法精神病學原理和鑒定實踐表明，相當一部分精神病人的感知、記憶和表述案件事實的能力只是有所減弱，而并未完全喪失，有鑒于此，有學者認為應將刑事責任能力作三分制的劃分，增加規(guī)定患者感知、記憶和表述案件事實的能力之一，雖未達到喪失或嚴重障礙的程度，但卻受到一定損害或有所減弱的，應判定為限制刑事訴訟行為能力。與二分制相比，三分制的顯著功能在于：既嚴格執(zhí)行被告人因無刑事訴訟行為能力而中止訴訟的制度;又在被告人被判定為限制訴訟行為能力的條件下，避免了因二分制而導致的貿(mào)然中止或繼續(xù)訴訟所造成影響訴訟程序正常進行或處理結果準確性的弊端。當其在訴訟階段被判定為限制訴訟行為能力時，應視案件的具體情況而決定訴訟程序進行與否：無須憑借被告人供述，已有充分確實的證據(jù)證明案件事實的，可以繼續(xù)進行訴訟;沒有其他充分確實的證據(jù)，而有賴被告人供述證實案件事實的，應中止訴訟，并待條件具備時恢復訴訟。

限制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訴訟行為能力不影響其承擔刑事責任的實體問題，而僅影響如何追究其刑事責任的程序問題。因此，這類被告人在訴訟過程中受疾病的影響而導致的無悔改表現(xiàn)或認罪態(tài)度差的事實，不足以作為證明其人身危險性嚴重的證據(jù)，更不能因此加重其刑事責任。同時必須說明的是，刑事責任能力和刑事訴訟行為能力是性質(zhì)不同的兩個概念，其功能也不相同，不應簡單的以責任能力鑒定代替訴訟行為能力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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