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逃逸的真假

案例一：“我不知道發生交通事故”

被告人王某，42歲。2006年9月10日13時許，王某酒后駕車高速行至外環路某處，遇前方同方向李某騎自行車，避讓不及，將李某撞倒，李某當場死亡。后王某駕車繼續高速前行，至路口被交警攔截，酒精測試顯示王某嚴重醉酒。王某辯稱自己因醉酒，事發當時自以為已經避讓了被害人李某，故繼續行駛，沒有逃逸的主觀故意。

分歧

觀點一：王某當時嚴重醉酒，認知能力嚴重下降，在采取了緊急避讓措施后離去，確實并未意識到發生了事故，沒有“明知”的主觀故意，因此不能成立交通肇事罪的逃逸。

觀點二：王某雖然醉酒，但其仍能駕駛汽車，面對交警攔截時能正常停車，說明其有一定的認知能力，客觀上，高速行駛的汽車撞擊自行車及行人，車輛破損嚴重，撞擊的感覺也很明顯，肇事者完全能夠認識到已經發生了事故，其繼續行駛的行為成立逃逸。

評析

逃逸行為必須處于明知的故意，這是逃逸行為成立的首要構成條件。當然，證明肇事者的主觀方面，不能僅靠肇事者自己的辯解，也不能僅依據常理的簡單推斷，這就要求我們從肇事的時間、地點、事發時的狀況、行為人所處的狀態等方面綜合地考察行為人是否具有肇事的明知，從而確定繼續行駛、離開現場的行為是否構成逃逸。本案中，誠如第二種意見所言，醉酒不足以讓王某喪失了最基本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否則他如何駕駛汽車?而有駕駛常識的人也應該知道，高速行駛的車輛與自行車和行人這樣大型的目標相撞，撞擊時產生的震動以及撞擊后飛散的車輛零件、破損的前擋風玻璃都格外明顯，王某當然能有發生事故的主觀認識，最起碼應對自己肇事有著概然性、可能性的明知，但王某依然不管不顧，揚長而去，這種怠于行使搶救義務和逃避肇事歸責的行為已經構成交通肇事逃逸，應當按照《刑法》規定加重處罰。

提示

對于一些以不知發生了交通事故而否認逃逸行為存在的肇事者，應當結合各方面的因素，科學、審慎地對其主觀方面加以判斷，從而有效地追究逃逸者的責任，維護法律的權威。當然，如果肇事者有事實證明自己確實不知道發生事故而繼續前行，則不能認定為逃逸。

案例二：“我逃是怕被被害人家屬毆打”

被告人李某，41歲。2006年10月10日14時許，李某駕車行至某路口左轉，因疏忽大意，將正常直行的二輪摩托車駕駛人王某撞倒。事發后，李某棄車離開現場。目擊者報警，王某經送醫院搶救無效于當晚死亡。2006年10月11日9時許，李某至交警大隊事故科投案自首，并稱自己看見警車至現場救走王某后，才因害怕被害人家屬毆打報復而暫時躲避，并非想逃逸。

分歧

觀點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第三條將“交通肇事逃逸”解釋為“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本案李某逃逸并非是為了逃避法律追究，因此不構成交通肇事逃逸罪。

觀點二：《刑法》禁止交通肇事后逃逸，目的在于要求肇事者在第一時間履行救助義務，搶救被害人，最大限度地保護被害人的利益。所以，肇事者有必要在確信被害人能得到救助之后才能暫時離開事故現場，而本案李某未采取有效救護措施就離開現場，屬惡意逃逸行為。

評析

應當承認，被害人家屬由于一時沖動的悲憤情緒對肇事者實施毆打的情形并不少見。在這種情況下，肇事者的臨時躲避行為與逃逸有著本質區別。即肇事者在事故現場因害怕遭到被害人家屬的毆打而逃離現場，主觀上并沒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事后主動歸案，這樣的行為不能以“交通肇事后逃逸”論處。但是，在審查此類案件時，應當慎重起見，不能輕信肇事者的口供，以防止這一特殊情況成為肇事者逃避因逃逸而被加重處罰的借口。

“臨時躲避行為”的客觀構成要件，應當是肇事者確保被害人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救助。《刑法》禁止交通肇事后逃逸，目的在于要求肇事者在第一時間履行救助義務，搶救被害人，最大限度地保護被害人的利益。所以，肇事者有必要在確信被害人能得到救助之后才能暫時離開事故現場，最起碼也要確定事故現場有其他人(按常理，在場的人肯定會及時搶救傷者的)。如果現場空無一人，肇事者卻借口逃避報復而離開現場，這顯然置被害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顧，屬惡意的逃逸行為。本案中李某的逃逸行為已經完成，即使其逃逸后因畏懼法律或者其他原因又投案自首的，只是一個從輕處罰的情節，不能成為否定其肇事后逃逸的理由。

提示

在具體的辦案過程中，可以通過調查肇事者在離開現場直至最終投案的時間段內的客觀活動來判斷肇事者的主觀方面。比如，肇事者為何滯留在外而不是立即到交警部門投案?導致其滯留的原因是什么?是堵車等客觀原因耽誤了時間還是肇事者在某處徘徊猶豫，并非不能而是不想投案?如果是后者，基本就能斷定肇事者主觀上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而客觀上已經實行了逃逸的行為，至于滯留時間的長短并不影響逃逸行為的成立。而逃逸行為一旦成立，便不可能倒退回逃逸中止或未遂的階段，肇事者最終投案的行為也只是自首情節而已，不影響對逃逸的認定。

案例三：“被害人負全責，與我無關”

被告人武某，32歲。2005年10月27日凌晨1時許，武某駕駛大型運輸車在某路口停車等紅燈，相對方向張某駕駛無牌照二輪摩托車闖紅燈行駛，不慎與運輸車刮碰，張某摔倒在地。武某并未上前救助，待綠燈亮起后繼續行駛。張某于3小時后被警察救起，因貽誤救助時機，經搶救無效死亡。

分歧

觀點一：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二十條規定，“當事人逃逸使交通事故責任無法認定時，應當負全部責任”，即只要肇事后當事人逃逸，就認為先前肇事行為歸責于逃逸人，直接適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關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處罰的規定，武某的行為正屬于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情節。

觀點二：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前提是逃逸人先前的肇事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也即肇事者的先前行為必須已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才能以“交通肇事后逃逸”為由加重處罰，本案中武某的先前行為并不違法，“逃逸”之說也就無從談起。

觀點三：從《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七條“發生交通事故的車輛必須立即停車，當事人必須保護現場，搶救傷者和財產，并迅速報告公安機關或者執勤的交通警察，聽候處理”出發，認定交通事故當事人武某有搶救傷者并報告公安機關的義務，而武某拒不履行義務，并在應當預見到自己拒不救援的行為可能導致張某死亡的前提下，放任了這種危險結果的發生，從而成立不作為過失致人死亡罪。

評析

第一種意見過于武斷，因為《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二十條強調在“逃逸使交通事故責任無法認定”的條件下，才將事故責任全部歸于逃逸者，并不能就此推論出本案中的武某僅因駕車離開現場而承擔全部責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相關規定，行為人構成交通肇事罪，其在事故中必須負事故全部或主要責任，死亡3人以上的，也須負事故同等責任，在此基礎上的逃逸行為，才能作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節定罪量刑。即使在《解釋》第二條第二款，將逃逸行為作為交通肇事罪構成要件之一的情形下，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傷，因逃逸，而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也必須存在事故主要責任或全部責任歸責于逃逸行為人的前提。所以，對于作為交通肇事罪加重處罰情節，或因肇事致1人以上重傷時作為構成要件的“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在適用時應存在事故歸責于行為人的前提，而在本案中，武某因不負事故責任而不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因此其后的行為不具備刑事違法性。第二種觀點是正確的。

第三種觀點有客觀歸罪的嫌疑。筆者認為不能在并非武某的直接行為導致被害人張某死亡的情形下認定武某未盡報告、救助義務，并因此認定武某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正如法律規定任何人發現火災后均有報警的義務，但某路人發現某樓著火后未報警，并不因此構成放火罪或失火罪一樣。與《刑法》中對職務上、業務上負有特定義務人員的強制性規定不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僅是對事故當事人普通的行政性規定，當事人即使違反了這一義務，也僅受道義上的譴責或行政上的處罰而不致上升到追究其刑事責任的高度。將一般違法行為以犯罪論，并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

提示

對事故責任的認定，除了逃逸者的口供，還需考慮被害人的陳述、現場目擊者的證詞、事故現場殘留的痕跡等證據，如果事實上有充分證據表明因被害人本人的責任導致了交通事故，僅因逃逸行為而將全部責任歸結于逃逸者，對于逃逸者顯然是不公平的，也有違法律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