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本文提出共同犯罪中的犯罪行為導致共同犯罪人死傷其同伙不擔責的觀點：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傷亡是其共同犯罪行為本身的風險并且自愿接受，其不是共同犯罪的客體和犯罪對象，如果對其同伙定罪也不符合刑事政策的精神，且與司法實踐存在矛盾。一、問題的肇始——一起用“碰瓷”方法制造的交通事故案2006年3月15日10時許，甲、乙、丙、丁4人密謀，計劃用“碰瓷”的方法制造交通事故然后勒索他人錢財。具體辦法是：由甲、乙分別駕駛2輛車在路上前后跟進行駛，選中目標車輛后，2輛車中的前車先踩剎車，后車跟著踩剎車，使后面行駛的目標車輛撞到作案的后車上。造成事故后，前車還繼續行駛，后車停下以目標車追尾為由向司機要錢。策劃好后，4人遂上路尋機作案。11時許，選定了一輛大貨車為目標，并按計劃操作，正常行使的大貨車司機王某發現情況后反應不及，致使大貨車先是將乙駕駛的夏利車撞到了路旁溝里，而后繼續行駛撞到了甲駕駛的前車，造成丁當場死亡，甲受傷，三車損壞。事故發生后，丙送甲去醫院救治。乙留在現場，待交警趕到后接受了調查。因為這起事故疑點眾多，經交管和刑偵部門調查，犯罪嫌疑人乙交代了事實的真相，案發。案件移交給公訴機關后，問題就來了：由于大貨車司機無過失，對其不可能定罪。而對于丁的死亡和甲的受傷，誰應該負責呢？這個刑事責任的認定自然就落到了駕車的乙身上。但對乙定什么罪？有三種看法，一是定交通肇事罪；二是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三是定過失致人死亡罪。且不論這種思維方式的對錯，這里有個關鍵的問題，即：共同犯罪中導致同伙的傷亡是否應由其他同伙來承擔刑事責任？二、犯罪行為的本身風險犯罪具有成本和風險。目前關于犯罪成本較全面的理論是：所謂犯罪成本，就是犯罪人在進行犯罪決斷、實施犯罪準備和在犯罪過程中以及承擔犯罪后果所支付的成本和代價。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來表示其構成：犯罪成本=犯罪直接成本+犯罪機會成本+犯罪風險成本（犯罪風險成本=犯罪懲罰成本×破案率）。犯罪直接成本：包括犯罪人在犯罪準備階段和犯罪實施過程中采用各種工具和手段而支付的成本，如準備作案工具、犯罪后逃跑、銷贓和規避抓獲風險等付出的代價。犯罪機會成本：犯罪人在一定的時間、利用某種機會從事犯罪活動，從而放棄了用這部分時間或利用某種機會從事合法活動所帶來的收益。犯罪風險成本：是指犯罪人從事犯罪活動而承擔的風險代價或為犯罪后果而支付的成本，就是公安機關逮捕、法院定罪、實施刑罰給犯罪人帶來的損失，包括經濟上的、人身上的、精神上的。犯罪懲罰成本主要是指刑罰威懾。由于刑罰相對固定，因此破案率的高低就決定了犯罪風險程度的高低。筆者以為，這種成本的分析仍不夠全面，其忽略了行為人在實施犯罪時由于犯罪行為本身的危險屬性而導致自己受損這部分代價。這種犯罪成本或者是由犯罪行為本身的屬性所導致，如碰瓷、爆炸；也可能是自己本身的因素，如體力、技術等；還可能是由于被害人等方面的因素，如正當防衛或條件反射等；還有可能是自然因素。所以，犯罪過程本身就伴隨著一定的風險性，可以說這是犯罪人進行的一場風險投資，因而也應該囊括在犯罪成本的概念和構成內。三、從故意自危的角度分析自身受損的意義犯罪行為導致自己受損廣義上不屬于被害人。但從相對意義上理解，共同犯罪中傷亡的同伙相對于其他成員，仍可以被視為被害人。如前所述，被害人是在認識到犯罪的風險后還自己決定自愿實施該犯罪的，即該風險在被害人的認識上是可以接受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同被害人同意有著相同的旨趣，尤其是同被害人自危的理論有著相同的法理基礎。這主要因為：（1）刑法具有保護法益的機能，即制定刑法都是在個人自我保護不足或不宜保護之處發揮作用，這也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而對于沒有刑法保護必要或已經舍棄法律保護的利益，就沒有必要也不宜加以保護。而自危行為便是被害人對自己法益的一種拋棄和處置，表明了該利益不再需要刑法保護。從實質上看被害人已通過自己的事實行為變相的處置了自己的權益，在他看來這種處分是符合其意愿和利益的，體現了其人格自由，因而沒有法益損害。正如學者所說“在法益是為了個人的自由而展開時，如果一個行為是以法益承擔者的意志的處置為基礎的，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對法益的損害，因為這種處置并不損害他的自由的展開，相反，這正是這種自由的表現。”進一步說，就人性而言，人是趨利避害的，人之所以會同意自我損害，肯定是為了一種更大的利益的實現或更大的痛苦的避免。所以在自危行為中，刑法若加以干預，無疑是會阻礙被害人福利的實現，因而沒有保護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