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定紅十字會瀆職罪主體嗎?

不能，瀆職罪主體是屬于國家工作人員。

刑法瀆職罪主體法律規定之演進

我國刑法關于瀆職罪主體的規定，在刑事立法與司法解釋中存在著一個演進過程。1979年刑法在分則第八章專章規定了瀆職罪，其犯罪主體為國家工作人員，而當時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十分寬泛，可以包括一切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1997年刑法全面修訂，修訂后的刑法瀆職罪一章最大的變化就是將犯罪主體由“國家工作人員”修改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由于刑法沒有明文規定何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造成理論界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論”和“公務論”(職權論)的爭論不休，給司法部門在適用法律時帶來很多困惑和不便，致使許多實際上履行著國家行政管理職能的人員的嚴重瀆職行為難以受到刑罰的應有制裁。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司法解釋的形式針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作了一些具體規定，明確了如未被公安機關正式錄用的人員、獄醫;從事行政執法活動的事業編制人員;合同制民警;以及工人編制的鄉(鎮)工商所所長等，在依法履行職責過程中，都可成為瀆職犯罪的主體。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體現犯罪主體認定上的權責相統一，2002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該解釋擴大了通常理解的瀆職罪主體范圍，確定了三類瀆職罪的主體，即：(1)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2)在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3)雖未列入國家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以上人員在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時，有瀆職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關于瀆職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從事公務”之解讀

無論是司法解釋還是立法解釋，在界定瀆職犯罪主體時，并不是看該主體在形式上是否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身份，而主要是以行為人在實際上是否從事了公務為判定標準。由此可以看出，我們正在擺脫單純出身主義的“身份論”影響，開始更加看重職責主義的“公務論”。人們認識到，離開了行為人實際職權的所謂身份或者資格，事實上并沒有多少刑法學的意義，只有擁有和實際行使著國家公務職權，履行國家行政管理事務，具有國家代表性和管理公共事務的特征，才決定著犯罪主體及其行為的性質。

應當說，“公務論”抓住了問題的本質，具有合理性。瀆職犯罪是對國家機關正常管理秩序的背離，而管理秩序主要通過國家機關的公務行為形成，缺少公務的行為載體將使瀆職犯罪主體成為“無本之源”。一般說來，公務是指與國家或集體相關的事務。刑法瀆職罪主體所從事的公務，僅包括國家事務，即以國家、政府之名而為的行為。而從事公務是指代表國家對公共事務進行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的活動，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教、衛生、體育、科技等各個方面的內容。那些不具備職權內容的勞務活動、技術服務工作，一般不認為是公務。

由此可見，作為瀆職罪主體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應具備如下特征：第一，其活動在性質上系國家管理活動;第二，其從事國家管理活動時以國家名義開展，即其所從事的國家管理活動須以公權力為后盾;第三，其從事國家管理活動時須具有從事該活動的合法資格。因此說，認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應以公務性作為終極標準，“從事公務”是認定瀆職罪主體的核心要素。

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瀆職犯罪主體之認定

2000年4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規定了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在協助人民政府從事七項行政管理工作時，屬于刑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第二款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可構成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賄罪的主體。但該類人員在協助人民政府從事上述行政管理工作時的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的行為造成損失，是否構成瀆職犯罪主體，應當說是瀆職犯罪中的空白，理論爭論的焦點。2011年第五期的《反瀆職侵權工作指導與參考》中，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研究室在檢察講堂《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疑難問題的司法認定》一文中認為農村基層組織人員不應作為瀆職犯罪主體，也是這一期，工作研究《鄉鎮干部失職瀆職犯罪的成因分析及偵查對策》中，河北省張家口市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立案查辦的一批鄉鎮干部瀆職案件，其中就包括村支書及其他村干部。司法實踐中因認識的不同而導致結果的不同，嚴重影響了法律的統一性和權威性。

筆者認為，持此種觀點的人，狹義理解立法本意，對“協助”和“委托”也過于拘泥于字面理解。前文已經闡明，瀆職犯罪的主體，應以“公務”而不是“身份”論，依法取得，以國家名義從事國家管理活動，上述三個特征構成了作為瀆職罪主體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三個條件。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在協助人民政府從事七種行政管理工作時，其身份不再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已經從實質上轉換成為依照法律規定以政府名義進行行政管理的管理機關，“協助”是一種政府管理行為的延伸，屬于公權力，是人民政府的一種行政管理權?？v使“協助”只是起“協同”、“輔助”作用，也不能否定其國家公權力的本質。換一個角度看，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在犯刑法第八章規定之罪時，按第八章所列之罪追究責任，但其瀆職的行為未因其準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而納入到刑法第九章規定的瀆職犯罪中，而在刑法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作了專門規定，這部分人員所以不成為第九章瀆職罪的主體是因為其所行使的權力并不是國家的公權力。但當這部分人員依照法律的規定履行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相同性質的權力時，也可以成為瀆職犯罪的主體。相同道理，村委會等基層組織人員在代表國家行使國家的管理權力時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中擴大部分的要求，可以成為瀆職犯罪主體。

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農村改革的深入，村委會等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在土地征用、拆遷補償費用的管理、惠農資金的管理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直接服務于群眾，在群眾和政府之間起著橋梁和紐帶作用，近年來這類人員隨意使用權力超越職權范圍或嚴重不負責任，致使公共財產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案例時有發生，“按照權利與義務相統一，行使職權和承擔責任相平衡”原則，建議立法做村委會等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的瀆職犯罪主體身份作出明確規定。

以上知識就是小編對相關法律問題進行的解答。無論是司法解釋還是立法解釋，在界定瀆職犯罪主體時，并不是看該主體在形式上是否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身份，而主要是以行為人在實際上是否從事了公務為判定標準。如果您還需要法律方面的幫助，歡迎到律霸網進行法律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