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受賄罪的本質屬性

對于犯罪的本質，我國學者一般采社會危害性標準說，并進而認為，犯罪客體在犯罪構成的四個方面的要件中最為決定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基于此，我國學界在對受賄罪侵犯的同類客體是國家的廉政建設秩序這一點上，爭議不大。成為熱點的爭議問題是其直接客體的內容及其表述，對此，我國刑法理論和司法實務界存在著以下六種不同的觀點：一曰是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二曰是公私財產的所有權;三曰是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和公私財產的所有權;四曰是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和國家經濟管理的正常活動;五曰是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集體經濟組織的正常發展和公私財產所有權以及社會主義經濟的正常發展;六曰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1]

那么，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呢?從立法的規定來看，受賄罪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的一種腐敗犯罪。按照有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具有一定的職務，行使一定的職權，但也必須履行一定的義務。國家賦予其職務和職權不是讓其為自己謀取利益的，更不是便利其實施違法犯罪的，而是用于為國家、社會和公眾服務的。就此而言，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是其服務于國家和社會大眾的必要前提和基礎條件，他理應嚴格依法并適用履行，廉潔從政，奉公守法。如果國家工作人員反其道而行之，即屬于背離職責的行為，而這種背離職責的行為無疑侵犯的是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義務：因為你是國家工作人員，所以你不應當接受他人的利益;既然你接受了他人的利益，而不管是否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你的行為就屬于不廉潔行為。顯然，將廉潔義務作為受賄罪侵犯的直接客體，適合于所有的接受財物的受賄行為。至于受賄行為對其他社會關系的侵犯，我們認為并非必然：首先，受賄有受賄枉法與受賄不枉法之分，受賄枉法者無疑侵犯了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或者企業事業單位和集體經濟組織的正常發展，但受賄不枉法者并不必然侵犯著國家機關及相關單位的正常活動和發展，而僅僅背離了其廉潔義務;其次，受賄有主動交付財物與被動給予之分，基于被動給予的索賄行為當然侵犯著他人的財產所有權，但主動交付他人財物的行為，從民法所有權性質上講是所有權人處分其財產的行為，何談侵犯著財產所有權呢?再次，社會主義經濟的正常發展是任何一種經濟犯罪都必然危害的社會關系，不具有犯罪客體的直接性和具體性，將其作為受賄罪直接客體的內容，無以正確理解受賄罪的本質屬性。何況，受賄行為并不必然侵犯著社會主義經濟的正常發展;最后，在漢語語詞的意義上，“性”字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系性格、屬性、歸屬、表現之義，其權利義務關系并不明確，而刑法中的犯罪客體是一種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社會關系，將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作為直接客體的內容似與犯罪客體的本質不相符合。有鑒于此，我們主張用權利義務內容比較明顯的“廉潔義務”代替“職務廉潔性”。如是，可以認為，受賄罪侵犯的直接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義務，即國家工作人員廉潔奉公、不牟求私利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