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賄賂罪，我國刑法規定有行賄、受賄、介紹賄賂三種形式，涉及行賄罪、受賄罪、單位行賄罪、單位受賄罪、對單位行賄罪、介紹賄賂罪等六個罪名，各個罪名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使之不僅成為研究貪污賄賂犯罪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刑法理論問題，而且在司法實踐中因其復雜性也倍受關注。本文試著對這些罪名作以比較和剖析，但限于篇幅和筆者學識，一些觀點尚不能展開充分論證，僅以此文拋磚引玉，以期引起同仁們對該問題更多更深刻的思索。

一、受賄罪、單位受賄罪的分析比較

單位受賄罪在我國1979年刑法中沒有涉及，在1988年的《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充規定》中首次出現，其相對于受賄罪，兩者可謂是同一受賄犯罪形式的兩種不同形態，在犯罪構成要件方面有頗多相似之處，特別是單位受賄犯罪必然要通過單位中的工作人員來具體實施，使得司法實踐中對兩者的法律適用極易混淆。但鑒于刑法明確將其規定為兩種不同質的犯罪行為，所以對兩者的區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一)兩者最明顯的區別是主體不同。單位受賄罪的主體是單位，而且只能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國有單位。受賄罪的主體則限于自然人，而且只能是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或者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自然人，通常在上述單位受賄罪的主體范圍內從事公務的人均能成為受賄罪的主體，然而受賄罪的主體又不局限于此，還包括所屬單位雖非上述單位但其本人是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派到該類非國有性質的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及在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如農村村民委員會、城鎮的居民委員會等單位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而這些人員所在的單位都不可能成為單位受賄罪的主體。可見，單位受賄罪的主體范圍和受賄罪的主體范圍并非一一對應的關系。①

(二)兩者的客體也不盡相同。單位受賄罪的客體是國有單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國家的廉政建設制度。②受賄罪的客體通常被認為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

(三)、兩罪的客觀方面不同

1、受賄罪中索取他人財物的，不論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均可構成受賄罪;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則必須同時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條件，才能構成受賄罪。而單位受賄罪中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則必須同時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之條件時，才能構成犯罪，如某國有單位雖然索賄但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尚構不成單位受賄罪。另外值得注意，受賄罪中索賄的刑法明確規定要從重處罰，而單位受賄罪中索賄則不是法定從重處罰情節。

2、受賄罪是復行為犯，構成此罪的國家工作人員還需具有“利用職務便利”的行為，即利用自己職務上主管、負責或者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人謀利益的行為;而單位受賄罪只要國有單位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且情節嚴重的就構成單位受賄罪，沒有要求構成此罪的單位必須具有利用本單位相關職務或職權的行為。

3、單位受賄罪中要求具有“情節嚴重”的行為，且該“情節嚴重”是構成單位受賄罪的必要條件，是區分罪與非罪的標準，而受賄罪的定罪中沒有該情節的要求。

4、受賄罪中存在著斡旋受賄行為，即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而單位受賄罪中則不存在斡旋受賄行為，即國有單位利用其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有單位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則不構成斡旋受賄犯罪。

(四)自然人主體和單位主體共同受賄犯罪的認定問題。

在刑法學界，對自然人和單位能否成立共同受賄犯罪問題，長期存有肯定說和否定說兩種不同觀點，而肯定說中關于自然人和單位構成共同犯罪如何定性和處理上也存在“有身份者行為標準說”、“主要作用說”、“分別定罪說”、“折衷說”等幾種觀點。相比之下，結合司法實踐，筆者較認同“折衷說”，即在個人和單位共同受賄案件中，如果實行犯行為只利用了一方的身份或職務便利，則對整個案件的定性，要么以受賄罪定性，要么以單位受賄罪定性，對另一方則作為該罪的共犯論處。如果作為共同犯罪一方的自然人主體沒有利用單位的身份，同樣單位也沒有利用該自然人的職務便利，而是分別利用各自的身份或職務便利進行索賄或收受他人賄賂，則對自然人和單位分別定罪量刑，即對自然人以受賄罪論處，對單位以單位受罪論處。③當然，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自然人盜用單位名義受賄，但所得財物歸自己所有或被主要責任人私分的，則不構成共同犯罪，而對此行為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二、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對單位行賄罪的分析比較

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對單位行賄罪實質都是行賄犯罪，其中單位行賄罪、對單位行賄罪在1979年刑法中均沒有涉及，在1988年的《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充規定》中開始規定了單位行賄罪，直到我國1997年刑法才規定了對單位行賄罪，這樣就將行賄類犯罪正式確定為三個罪名。三者在犯罪構成方面極有相似之處，刑法學界對此的學術文章也可謂連篇累牘，可司法實踐中的法律適用仍問題重重，因此對其的辨析顯得尤為重要。

(一)三者最主要的區別是主體和對象不同。

首先行賄罪的主體是自然人，行賄對象也只能是自然人且限于是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或者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自然人;單位行賄罪的主體很明顯僅限于單位，其對象也只能是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或者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自然人;對單位行賄罪的主體則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兩類，而對象只能是國有單位。結合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把該類犯罪概括為以下四種行為：(1)自然人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行賄;(2)自然人對國有單位的行賄;(3)單位對國有單位的行賄;(4)單位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行賄。根據“兩高”分別就《刑法》罪名確定問題的有關司法解釋，我們在法律適用上可以將第一種情形，即自然人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行賄犯罪確定為“行賄罪”;對第二、三種情形，即自然人或單位對國有單位的行賄犯罪定義為“對單位行賄罪”;而對第四種情形，即單位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行賄犯罪規定為“單位行賄罪”。

(二)單位行賄罪的構成必須要求具備“情節嚴重”，且“情節嚴重”是區分罪與非罪的標準，這也是與行賄罪、對單位行賄罪相區別的一個重要標志，后者在定罪上對該情節沒有要求，情節只是區分量刑的標準。至于如何認定該罪的“情節嚴重”，則應從主、客觀兩方面，即主觀上的罪過程度與客觀上造成的社會危害程度來確定。

(三)三者在犯罪客觀方面略有區別。如關于行賄罪刑法第389條第3款規定，如果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是行賄，刑法第390條第2款也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而單位行賄罪和對單位行賄罪中刑法條文卻沒有類似規定，這就使在司法實踐中能否類推適用上述條款引起爭議。另外，關于單位行賄罪刑法第393條第2款規定，如果因行賄而取得的違法所得歸個人所有的，對該個人應當以行賄罪定罪處罰，不再以單位行賄罪定罪。但是，在對單位行賄罪中卻沒有這方面的規定，這就使得在司法實踐中出現單位對國有單位行賄后因行賄所得歸個人所有的情況時如何定罪引起爭議。

(四)三者的立案標準和量刑迥然不同。根據刑法和最高檢的立案標準的規定，行賄罪中數額在1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該罪最高刑可處以無期徒刑;單位行賄罪中行賄數額在20萬元以上的才予以立案，最高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單位行賄罪中，立案標準是個人行賄數額為10萬元、單位行賄數額為20萬元，而最高刑只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這種量刑的畸輕畸重就使得在司法實踐中常發現一些人盜用單位名義行賄，意圖規避法律的嚴厲制裁。

三、介紹賄賂罪和行賄罪、受賄罪的分析比較

介紹賄賂罪最早在我國刑事立法中予以規定，可以追溯到195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但對于該罪名的存廢問題卻一直眾說紛紜,廢除說認為該罪名的存在與我國嚴厲打擊賄賂犯罪的刑事政策相矛盾,也與罪責刑相適應這一刑法基本原則相違背，而且給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帶來諸多問題④，保留說則認為雖介紹賄賂罪有依存于受賄罪和行賄罪的某些特點，但它不能因之而失去存在的根據，這正如我國刑法規定有組織賣淫罪，但協助組織賣淫罪依然并存。筆者認為盡管刑法學界對此爭議頗多，但鑒于我國現行刑法仍將其與行賄罪、受賄罪并存作為獨立的罪名，則對三者關系的辨析對司法實踐和立法導向仍具有指導意義。

(一)我國刑法第392條規定，向國家工作人員介紹賄賂，情節嚴重的行為構成介紹賄賂罪。所謂“介紹賄賂”究其立法本意應包括介紹行賄和介紹受賄兩種方式⑤，因此，有學者將介紹賄賂罪稱為“居間介紹型犯罪”，即介紹賄賂罪是受賄罪和行賄罪兩罪間的“中介犯罪”。這就引發了介紹賄賂罪的成立是否應以受賄罪與行賄罪成立為前提的關系問題。筆者認為，介紹賄賂罪不應以受賄罪與行賄罪為前提。因為，從刑法條款及兩高分別作出的關于罪名適用的司法解釋可以看出，三者作為相互獨立的罪名，各自有其獨自的犯罪構成要件。因此，三罪名的成立并不需要有所謂的前后關聯關系。

(二)介紹賄賂罪與受賄罪、行賄罪是否存在共犯關系問題存在肯定說和否定說兩種涇渭分明的觀點。筆者認為以現行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為依據，在司法實踐中應把介紹賄賂作為一種獨立的中介犯罪行為，其于受賄罪和行賄罪不存在共犯關系。首先介紹賄賂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而且僅限于自然人向國家工作人員介紹賄賂的，不包括向國有單位介紹賄賂，也不包括單位介紹賄賂的行為，而且介紹賄賂行為的目的本身不是受賄也不是行賄，而是旨在行賄人和受賄人之間溝通關系、撮合條件，以幫助雙方建立賄賂聯系。鑒于此，介紹賄賂罪與行賄罪、受賄罪共犯的區別關鍵在于：主觀上行賄罪、受賄罪的共犯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在幫助行賄一方或受賄一方，因而其行為主要是為一方服務;而介紹賄賂行為人認識到自己是處于第三者的地位介紹賄賂，其行為主要是促成雙方的行為內容得以實現。⑥介紹賄賂人應與賄賂行為的雙方都有聯系，是根據行賄、受賄雙方的意圖辦事，如果行為人只與其中一方有聯系，為一方出謀劃策，則構成一方的共犯。另外，介紹賄賂的行為人通常是在他人有了行賄或受賄的故意后，才從中牽線搭橋的。如果他人本無行賄或受賄的意圖，只是在行為人的極力誘導、慫恿等行為下才產生行賄、受賄意識，便不再是介紹賄賂的性質，而是教唆犯。如果在教唆后，又在實施介紹賄賂行為的，應按他所教唆的犯罪的共犯定罪。

(三)介紹賄賂罪和斡旋受賄行為的界定問題。當前我國刑法沒有將斡旋受賄作為獨立罪名，而只是將其作為受賄罪的一種特殊形式而規定，但其在表現形式上與介紹賄賂罪卻有不少相似之處，如行賄人都是“居間人”等。正是由于此，在實踐中兩者也易于混淆，我們區分介紹賄賂罪與斡旋受賄行為應主要注意以下幾點：(1)、兩者主體不同，介紹賄賂罪是一般主體，而斡旋受賄行為是特殊主體，只能是國家工作人員;(2)、客觀方面不同，首先斡旋受賄必須是利用職權或地位的便利條件，介紹賄賂不需要利用該條件;其次，斡旋受賄行為人必須索取或接受請托人財物，而介紹賄賂罪對此不作要求，只要行為人實施了介紹賄賂行為，情節嚴重，即成立本罪，至于是否收取了“中介費”及收取費用多少都不影響定罪;⑦(3)、兩者主觀方面也略有不同，即斡旋受賄行為人主觀上須有占有賄賂且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意圖，而介紹賄賂人則不需要有此意圖，其只要有對行賄人、受賄人雙方進行撮合，使他們賄賂行為得以實現的意圖即可。

四、對我國現行賄賂罪立法完善的構想

(一)鑒于對我國當前受賄罪的立法完善問題，刑法學界在擴大賄賂的法定含義和范圍，增加賄賂犯罪的資格刑、罰金刑，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構成要件及對“職務便利”法律內涵的理解等方面已有很多富有建設性的論文，本文筆者僅從單位受賄罪客觀方面應與受賄罪趨于一致提出兩點建議，首先，取消“情節嚴重”]作為單位受賄罪的構成要件，而應把其作為量刑情節;其次，在單位受賄罪中也規定索賄從重處罰，即把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條可以修改為：“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節嚴重或索賄的，從重處罰。”這樣才能既符合我國當前嚴厲打擊賄賂犯罪的刑事政策，又能增強刑事立法的科學性，不至于使受賄罪和單位受賄罪同類犯罪在客觀方面區別太大，以便于司法適用。當然也有學者提出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本就應處罰不同，但筆者要指出的是單位受賄罪和受賄罪在立案標準和量刑上的區別都已經明顯體現了這一點，所以在犯罪客觀方面不應該在再厚此薄彼。

(二)取消單位行賄罪，將其納入行賄罪范疇。因為正如前面說提到的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對單位行賄罪三者實質都是一類犯罪即行賄型犯罪，而我國現行刑法卻分別從行賄主體和行賄的對象上將其區分，先以行賄主體為標準分為行賄罪和單位行賄罪，又以行賄對象為標準分離出對單位行賄罪，這就使得司法實踐中出現單位行賄罪和對單位行賄罪在主體和對象上的重疊交叉，以至于使法律工作者都很難具體區分，就更不用說普通民眾了，無疑這不利于法律的適用和普及。因此，筆者建議對行賄型犯罪僅以行賄對象為標準分為行賄罪和對單位行賄罪，而且兩罪的主體都可以是自然人或單位，只是行賄罪中行賄的對象是個人，對單位行賄罪中行賄的對象是單位。這樣我們在司法實踐中就可以把行賄類犯罪的四種行為(①自然人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行賄②單位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行賄③自然人對國有單位的行賄④單位對國有單位的行賄)很容易區分開來，即第一、二種情形構成行賄罪，對應的罪名是受賄罪;第三、四種情形構成對單位行賄罪，對應的罪名是單位受賄罪。當然，值得提出的是如果將單位行賄罪納入行賄罪后，還必須在行賄罪中用專門條款對單位構成行賄罪的量刑予以另行規定。

(三)取消介紹賄賂罪。通過前面的分析比較可知在我國現行的法律框架下中真正做到將介紹賄賂罪與行賄罪、受賄罪的共犯及斡旋受賄明確區分是很困難的，這就使得在司法實踐中使一些本應當按行賄罪或受賄罪共犯處理的行為被作為介紹賄賂罪處理，從而放縱了此類犯罪，這當然不符合我國從嚴打擊賄賂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因此如果將來的立法能取消介紹賄賂罪，將其歸為賄賂犯罪的共犯處罰不僅有利于反腐敗的有力進行，而且也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畢竟行為人無論是受行賄人的委托，促成行賄得以實現，還是受受賄人之托，促成受賄得以實現，主觀上都必然認識到自己是在幫助行賄人實現行賄行為或受賄人實施受賄行為。另外，考察我國刑法分則條文及相關司法解釋可見，很多居間型犯罪都沒有單獨另設罪名，如虛開增值費專用發票罪中就明確規定包括”介紹他人虛開的“情形，而居間介紹買賣毒品的，無論是否獲利，均以販賣毒品罪共犯論處，同樣介紹買賣槍支、彈藥、爆炸物的，也以買賣槍支、彈藥、爆炸物品據的共犯論處。當然，我國刑法中也有將某些特殊行為獨立定罪的條款，如刑法第359條就將介紹賣淫的行為單獨規定為介紹賣淫罪，但我們要注意的是這是以介紹的對象”賣淫行為“不構成犯罪為前提，而且這種單獨定罪也恰恰體現了對介紹賣淫這種居間行為的從重處罰。正如前蘇聯法學家**仁金所說：”只有立法者為了重處(或輕處)某種犯罪的共犯行為時，才可能將其規定為獨立的犯罪“，而就介紹賄賂行為而言，如果認為將介紹賄賂行為單獨定罪是為了加重這種行為的處罰，則顯然不符合我國現行的有關介紹賄賂罪的量刑狀況;如果認為立法者是為了減輕該種行為的法定刑而作出如此的規定，則又有悖于我國歷來從嚴打擊賄賂犯罪的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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