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都法院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件執行的基本情況

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即欠薪，是指用人企業或用工個人在勞動合同規定的發放薪酬的條件成就時，故意拖欠、克扣、甚至逃避支付職工工資的違法行為，其反映到訴訟領域的案由即為追索勞動報酬糾紛。近年來申請至全國各地法院的追索勞動報酬執行案件數量呈現不斷上升趨勢，久治不絕，且案件牽涉到農民工、社會困難群體等弱勢主體生存利益，社會關切度高。

2013年以來，江都法院共受理追索勞動報酬執行案件112件，基本表現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形式。案件結案方式上，強制執行執結的28件，和解方式履行的23件，終結執行程序的18件，目前在手案件43件。當前追索勞動報酬執行案件的特點主要表現為：

1、欠薪案件數量多。2013年以來，共受理各類追索勞動報酬執行案件逾百件，在所有執行案件中占有一定比重。隨著金融危機的后續影響，經濟的下行壓力，傳統產業倒逼轉型升級，欠薪案逐年遞增，呈高發蔓延態勢，成為司法頑疾。

2、欠薪主體多元化。追索勞動報酬案件涉及到企業和個人，其中企業59件、個人53件。比較集中的是揚州市**區大運豆制品有限公司15件，揚州市**燃氣焦化設備有限公司、郭*榮11件，葛*春、楊*妹12件，周*軍7件，王-勇7件。行業集中明顯，從總體上看，中小加工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租賃型企業、建筑企業以及個體戶、個人作坊等依然是欠薪案件的主體。

3、欠薪緣由復雜性。有的企業因對外負債較多瀕臨破產而無力發放工資;有的企業因資金周轉困難而暫時無法發放工資;有的企業或個人與工人存有矛盾而拒付工資;有的因產業或市場因素影響陷入經營困境而拖欠工資，甚至攜款逃匿轉嫁危機，從而誘發群體性討薪糾紛。

4、案件矛盾尖銳性。訟爭到法院的群體性追索勞動報酬案件，多為勞資雙方多次交涉未果，矛盾沖突較為尖銳的糾紛，勞動者為了達到討薪成功的目的，往往采取極端手段來表達自己的訴求，案件涉及的工人人數眾多，數額大，欠薪追討的申請執行人多數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以工資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農民工，企業欠薪后轉移、隱匿財產或者責任人逃匿，工人維權能力薄弱，使得整體勞資關系形勢緊張。

5、案件社會危害性。就業是民生之本，拖欠勞動報酬侵犯了勞動者獲得應有的勞動報酬的權利，切斷了勞動者應有的生活來源，容易激化社會矛盾，誘發群體性事件和極端討薪事件，嚴重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和社會和諧穩定，無形中挑戰了誠信體制和法治建設的基礎，因而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件執行的困難和問題

(一)現行立法的缺陷

根據當前的法律設置，勞動者在處理被拖欠薪金的爭議中的權力救濟途徑有以下幾種：一是與用人單位協商解決，二是由勞動爭議處理機構調解，三是由勞動爭議仲裁機構仲裁，四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對于惡意欠薪的行為，中國當前出臺的《勞動合同法》、《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工資支付暫行規定》以及其他有關勞動者薪酬的規定，無不強調勞動者有取得報酬的權利，但對勞動者工資關系的規定較為原則，不易操作執行。立法滯后，相關法律法規不夠健全，造成處罰手段乏力，對惡意欠薪行為缺乏相應的懲治力度，最終導致政府出于社會穩定大局及民生考慮不得不為欠薪者買單，將欠薪的違法成本轉嫁到公共財政身上。

(二)違法者欠薪成本低

欠薪現象之所以長久得不到根治，欠薪者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所付出的代價與所獲得的利益相比，違法成本較低，一些私人老板甚至把拒不支付勞動報酬作為謀取高額利潤的慣用手段。從總體制度環境看，討薪難是因為我國工資支付的法律制度還不夠明確，約束力不足，缺乏一個剛性的、明確的工資支付制度。《勞動法》雖有明確規定：“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但在實際操作中，違反此規定的企業老板，即使被查處也只需要支付工資和賠償金，一般的拖欠勞動者工資行為不觸及刑法，違法代價很低，難以得到制度層面的遏制。

(三)司法救助力量薄弱

現行司法制度中適用勞動爭議案件的司法救助途徑比較單一，主要依靠執行救助基金。執行救助基金，是在人民法院執行案件中被執行人確無履行之能力，針對申請執行人為特困人員進行救助的專用基金，主要適用于涉及民生類的執行案件。執行救助基金總量微薄，而且還要兼顧分配贍養、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等各類型的涉民生案件。面對群體性欠薪事件，執行救助基金額度有限，也僅能對欠薪案件的執行起到輔助和減壓作用。

(四)惡意欠薪罪入罪門檻較高

通過行政或民事手段難以解決惡意欠薪行為，有必要采用刑法加以規范調整，惡意欠薪入刑符合社會的客觀需求，刑法的嚴厲懲罰性亦是惡意欠薪行為定罪入刑的立法初衷。日常辦案過程中，惡意欠薪案件取證大多需要公安機關介入，而公安機關立案有著十分嚴苛的條件，“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報酬”、“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等犯罪客觀要件標準把握嚴格，特別是“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情形條文理解，排斥了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公安機關對惡意欠薪的偵查標準較高，立案積極性不足，使得不少惡意欠薪案件被排除在刑事程序之外，起不到刑法震懾典型的積極作用。

三、解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執行案件的意見建議

惡意拖欠勞動者工資的行為是對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侵犯，嚴重破壞了誠實信用的市場原則，也是造成社會不安定因素之一。如果這種行為得不到有效的打擊，那么法律的權威和社會公眾對穩定生活的向往將會受到巨大影響。從江都法院受理的追索勞動報酬執行案件的分析情況來看，欠薪案件執行工作難度依然很大。為遏制惡意拖欠工資的失信行為，有效規范勞資市場秩序，從根源上解決欠薪難題，筆者特建議：

(一)加強立法完善

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盡管我國出臺了一系列勞動法律來規制惡意欠薪行為，力圖構建全方位的法律體系來保護被侵害的法益，但實務操作中始終對惡意欠薪缺乏相應的懲治力度。我國可以選擇性借鑒其他地區和國家的成功的立法例來完善本國的立法，出臺符合國情的相關司法解釋、執法細則和配套措施，使刑事司法與民法、行政法相互銜接、有機補充，形成一條嚴密的勞動保障法律體系，有效防治欠薪行為。

(二)黨委政府統籌督導

對于法院受理的追索勞動報酬執行案件，考慮到我國各地區勞資市場的實際狀況，以及欠薪案件的特殊性，定期提請當地黨委政府召開專題會議、聯席會議，研究解決此類面廣量大、涉及地區發展與穩定的案件的處理方法和特色途徑,整合各職能部門資源，完善工作推進機制，建立健全工作目標責任制,確保預防和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各項措施落實到位。對工資拖欠問題高發頻發、舉報投訴量大的地方、企業及重大群體案件進行掛牌督辦、重點督查。

(三)加強欠薪案件源頭治理

強化各級領導的法治思維，充分認識解決欠薪問題的重大意義，堅持屬地管理、突出重點、分類治理、標本兼治的原則，成立欠薪案件專項整治領導小組，部門聯動，綜合施策，各司其職，各負其責，齊抓共管，共同做好解決企業欠薪工作，建立健全預防拖欠工資問題的長效機制。加強普法宣傳，輿論引導，引導職工理性有序維權，設立案件受理綠色通道，同時完善工會職能，推進企業工資支付誠信體系建設，發現欠薪苗頭及時向相關職能部門發出風險預警，對發現的拖欠工資行為依法進行處理，提高企業失信成本,引導企業依法誠信經營。進一步完善工資保障制度，適當提高工資應急保障金的征收標準，完善多元化救助機制。

(四)勞動監察部門依法行政

欠薪案件司法途徑解決成本高、周期長，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應擔負起牽頭組織協調、指導督促、檢查保障工資支付的主要工作，受理并依法查處拖欠工資舉報投訴案件。健全工資支付監控制度，突出重點區域、重點行業和重點企業，明示勞動用工相關法律和法規、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工資支付日期、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渠道和勞動保障維權電話等基本信息，全面構建工資支付監測信息網。完善勞動保障監察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制度,確保勞動保障監察執法與刑事司法工作有效聯動,依法嚴厲打擊惡意欠薪犯罪行為。

(五)有效發揮刑事震懾和懲罰作用

德國刑法學家李*特所言，“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因惡意欠薪業已存在的巨大社會危害性，應將其中性質嚴重的或造成嚴重后果的納入刑法調整范圍。為進一步加大拖欠工資涉嫌犯罪案件治理力度，公安部門應主動協助調查處理拖欠職工工資以及欠薪逃匿的違法行為，積極處理因欠薪引發的危害社會治安事件。充分發揮社會各界和各級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和協助執行職能，加大對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解決力度及對涉嫌犯罪案件監督力度。公安、檢察院、法院共同會商，恰當、準確地適用惡意欠薪罪，對具體辦理流程結合相關規定并依據法理予以清晰厘定。司法實踐中，從更好地保護勞動報酬取得權的立法目的考量，惡意欠薪罪的主客觀要件范圍亦不應該拘束于狹義的理解。法院作為國家公權力代表，其生效裁判具有法律效力且作為執行依據，宜認定為符合刑法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中“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要件，拒執者理應予以刑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