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竊罪無罪辯護是怎么樣的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貴州***律師事務所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二十八條之規(guī)定，我們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孔xx家屬的委托，并經(jīng)被告人孔xx本人同意，擔任被告人孔xx的辯護人。開庭前，我們依法會見了被告人，認真聽取了被告人孔xx的陳述，閱讀了本案的相關材料，對本案的事實已經(jīng)有了較明確的了解。下面，本辯護人就根據(jù)本案的事實和我國現(xiàn)行的法律發(fā)表如下辯護意見，僅供合議庭參考：

對公訴機關所指控的被告人孔xx涉嫌構成盜竊罪，代理人認為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定性錯誤，理由如下：

第一、本案中定性為盜竊罪，其根本沒有任何證據(jù)加以支撐。本案中唯一的證據(jù)即為幾被告人的供述，但各被告人在其庭審中，均已指認自己受到了刑訊逼供，雖然本案中各被告人并未拿出任何證據(jù)加以證實，但是作為我國司法環(huán)境，很顯然被告人均處于劣勢地位，根本無法收集到任何證據(jù)證實自己受到了刑訊逼供，但是作為公安機關，其應該提出自己沒有刑訊逼供的證據(jù)，為何對此公安機關隱而不提。

但是有一點我們必須提出，就在本案庭前會議中提到的問題，在卷宗第92頁孔xx供述及第103頁中錯誤的地方(第90頁倒數(shù)第八行的“十許”和第101頁)，應該為“十時許”。上述幾點詳見筆錄，可以說完全一致，甚至就連錯誤地點，所畫比劃均完全一致，在庭前會議階段，本辯護人曾經(jīng)提出這個問題詢問公安機關，但公安機關的回復卻支支吾吾，并未作出任何有力的回應，簡單回復本案只是巧合，世界上這樣的巧合存在嗎?無疑是公安機關在做完第一次筆錄之后，以后的筆錄，打印出來之后再行修改或者是直接引用第一次的筆錄，這才導致了前后筆錄重復、一致、修改地方及手法均完全相同。不難想象，之所以公訴人提到各被告人的筆錄均已供述，完全是因為復制而造成的，不僅我方當事人的筆錄出現(xiàn)類似問題，這種問題還影射到了其它二位被告人的供述中。

就本案的詢問筆錄而言，細心點不難看出，我當事人孔xx第一次的詢問筆錄與第二、四次筆錄基本相同，但值得懷疑的是，第一次筆錄接近做了6個小時之久，而之后的筆錄內容差不多，卻只用了不到1個小時，如此合理性的懷疑，公安機關并未作出任何處理或解釋。

第二、就本案中所盜竊的摩托車，依據(jù)各被告的供述，均有陳述是被騎到六盤水市鐘山區(qū)水鋼桃樹林賣給了一個名叫陳xx的男士，但是就這個人，公安機關草草以無法找到這個人，匆匆出具一份情況說明便已完事。這個名叫陳xx的是否存在?是否是被告人真的遭到刑訊逼供而說出來的呢?還是壓根就沒這回事?關于這一點，實為本案的嚴重瑕疵。

第三、本案量刑證據(jù)中的鑒定結論，因沒有實物，鑒定機構所做出來的鑒定結論，可想而知，其參考依據(jù)是什么?是依照什么規(guī)則作出的鑒定?實物所購時間及損壞程度均不相同，僅僅憑借公安機關提供的發(fā)票甚至是當事人的口述，就做出了如此數(shù)額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是不具備證據(jù)的構成要件的，其結論也是不客觀，蒼白無力的，更何況鑒定機構的鑒定人員，依法沒有出席法庭接受詢問，因此，該組證據(jù)不能作為對本案被告人等進行量刑的依據(jù)。

最后，我們縱觀本案的所有證據(jù)，僅僅是有六盤水市紅橋新區(qū)區(qū)域內的摩托車被盜后，其受害人進行了報案，但具體是不是本案中的幾名被告人所為?從后面的證據(jù)中，有了三名被告人的口供，但是該口供本辯護人在第一點中已經(jīng)明確闡述，口供本身不可信，也不合法。更何況受害人(也即失主)的報案材料與本案是不具備任何關聯(lián)性的，作為本案中涉案物品的處理結果、所謂陳xx這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物品的關鍵人物、加上鑒定結論的不客觀性，本案中沒有任何證據(jù)直接證明或者形成證據(jù)鏈條，證明被告人孔xx構成犯罪。

綜上所述，本辯護人認為，本案中被告人孔xx不構成盜竊罪，請求合議庭在合議時，充分考慮本案中的證據(jù)及證據(jù)之間的連貫性，依照《刑事訴訟法》第53條的規(guī)定，作為疑罪案件，其疑點利益歸于被告的原則，依法判處被告人孔xx無罪。

律師點評：本案中案件已經(jīng)開庭，但依據(jù)我們國家法律體制，本案中幾個被告預計難逃被追究責任的厄運。當然，判決之后我方會考慮上訴。

在這樣的法制體系下，難道就為了鑒于偵查、批捕、審查人員的工作關系，而漠視被告人的人身自由?

以上代理意見，敬請合議庭參考。

辯護人：王**律師

二o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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