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公證協會會長、北京市長安公證處主任周志揚

從2005年公證法頒布迄今已近十年。在公證事業發展迅速，公證制度漸入人心的同時，錯誤公證的現象尚未杜絕，當事人、公證事項的利害關系人投訴、起訴公證機構的案例偶有發生。由于公證法相關條款的規定較為原則，人民法院在審理涉及公證活動相關民事案件時應當遵循怎樣的訴訟規制并不完全明確，哪些問題屬于可訴的事由?哪些不應劃入可訴的范圍?公證機構因過錯應承擔怎樣的賠償責任?是主要責任還是補充責任?這些年來，各地人民法院對同類案件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裁判結果，不僅引發了公證行業的質疑，也引發了當事人對其權利的過度解讀，甚至有的已經解決的糾紛又死灰復燃，息訴息訪難度很大。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公證活動相關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的出臺，為正確審理、解決公證機構與當事人、利害關系人之間的糾紛提供了一套較為全面、穩妥的規則，進一步完善公證救濟制度。筆者認為，《規定》中有幾個亮點值得關注。

第一，正確界定了公證機構和審判機構之間的分工。公證機構作為國家授權的、行使司法證明權的專門機構，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例如，公證證據有著比較高的法律效力，未經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推翻，即具有當然的證據效力;經公證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不必再經法院審判程序即可直接交付強制執行。這些制度如同仲裁制度、海事法院制度等特殊制度，在傳統的審判程序之外建立起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這種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既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成果，也是一個成熟社會應該充分重視和善加利用的有效手段。

公證文書在民事訴訟中的使用，基本上是以證據的形式出現的，而證據是與其所證明的事實密切相關的，認定一個證據有效，必然以認定其所證明的事實為前提。人民法院依據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的原則進行審查，最終得出采信或者不采信公證書的結論，不必對證據客觀形成的過程以及證據是否有效通過額外的訴訟進行評判。同時，公證機構出具的公證書是體現公證員專業判斷的證明文書，人民法院有權決定是否采信，但無權撤銷、變更其內容。當事人如果僅就公證書的效力而不是公證書中所涉及的實體權利義務有異議，通過公證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的程序即可獲得救濟。

《規定》第二條、第三條充分重視公證自身的規律和特點，將公證機構應承擔的救濟方式和法院應承擔的救濟方式區分開來，由公證機構自己負責解決與公證書有關的更正、撤銷和效力否定問題，由法院負責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爭議問題，這種認識和規定回歸了事物的本然和應然，體現了人民法院對公證文書的尊重，也為當事人選擇權利救濟方式指明了路徑。

第二，明確界定了公證機構過錯的內容。公證法規定了公證機構承擔賠償責任的前提是具有過錯，但對過錯的內容未作詳細規定。這樣就為審判實踐中放大或者縮小過錯范圍提供了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往往同樣的案情卻得到大相徑庭的審判結果。不同的裁判結果容易給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傳遞“事在人為”的錯誤信號，同時也不利于公證機構進行內部監督和追究責任。

《規定》對公證機構的過錯內容進行了列舉式歸納，無疑為公證機構及其公證員的規范執業行為提供了指引，同時也為公證行業制定和完善相關管理和處罰制度奠定了基礎。同時，《規定》還進一步界定了公證法第四十條所指的爭議內容，明確該條是針對公證書所公證的民事權利義務，意思更加清晰，表述更加規范，明確了公證機構不是公證書內容的訴訟對象。這在司法實踐中將會有效避免對公證法的誤讀，引導當事人正確選擇訴訟對象。

第三，合理界定了公證機構應當承擔的賠償責任。審判實踐中，因為公證失誤，如在辦理委托售房的委托書公證過程中未能識別“假人”，導致涉案房產被出售，有的公證處被法院判決免責，有的部分賠償，個別判決甚至全額賠償。就此問題，理論界和實務界存在很大爭議。沉重的賠償責任導致很多公證機構大大調高了辦理此類高風險業務的門檻，反過來使得大多數誠實守信的當事人被迫付出更多成本和辛勞。在信用缺失的客觀環境中，對于惡意詐騙和造假，無論公證機構怎樣加強審查，都很難從根本上完全避免出現過錯。那么，公證機構應否承擔全部責任，成為業界相當關注的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公證機構和公證員的辦證積極性。

《規定》區分盡到審查、核實義務的情況和未盡到審查、核實義務的情況，并將公證機構因為過錯承擔的賠償責任界定為相應的補充賠償責任，一方面厘清了在欺詐取得公證書的情況下欺詐人及公證機構承擔責任的限度，另一方面明確了權利受到損害者主張賠償的對象和順序。同時，針對實踐中存在的“知假用假”行為，《規定》第六條明確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明知公證書不真實、不合法而仍然使用所造成的損失，公證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這樣的規定將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當事人與他人串通致使公證機構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情況的發生，對于正確界定各方責任，起到了一錘定音的積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