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減少直至廢除死刑是當今世界刑法發展的主要潮流,保留死刑、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是我國現階段的重要刑事政策。在目前的刑事立法框架下，可適用死刑的犯罪圈過大，在保留死刑的國家中，我國刑法規定的死刑罪名多達68個。現行刑法規定的“罪行極其嚴重”的死刑適用標準過于原則、模糊，決定了它要成為能夠指導司法實踐的法律標準,必須求助于科學的闡述,這就進入到法律解釋的范疇。而法律解釋的結論首先取決于解釋者所持的基本立場,從寬或從嚴的不同解釋立場,會導致擴張或限縮解釋的不同結局。筆-者認為，基于我國現階段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在司法實踐中應當堅持限縮解釋，這對我國死刑政策的貫徹意義重大。

一、限縮解釋的邏輯起點

限縮解釋也稱限制解釋、嚴格解釋,是對刑法規定不明確或文義過于寬泛的死刑條款根據立法目的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進行限制性解釋,防止降低死刑適用條件和擴大死刑適用面。為此,在對死刑條款進行解釋時,要滿足罪刑法定原則對刑法適用的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的雙重訴求,即一方面應當尊重和忠實于立法者通過刑法文本表達出來的立法當時的標準意愿,使刑法適用解釋的結果滿足形式合理性的最低限度要求,同時在確保罪刑法定所保障的法律后果的可預測性、公民的法自由與法安全的前提下,也不排斥在必要或者個別情況下,基于實質合理性的考慮而對刑法文本及其語詞進行實質解釋。

(一)死刑適用標準解讀

“罪行極其嚴重”是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的死刑適用標準,也是死刑案件裁判的一般條件。但是該標準過于模糊、原則，如何發揮該標準對限制死刑的導向功能，從司法層面厘清“罪行極其嚴重”的具體適用標準，對死刑的理性控制顯得尤為緊迫和必要。

筆-者認為，應當配置死刑的具體刑事個案,也即達到“罪行極其嚴重”的標準，應當具備以下基本要素，

第一，行為人實施的原則上應是故意犯罪。我國現行立法已經體現了這一要求。不過,筆-者認為,僅此還不夠,應當進一步強調,通常應僅限于直接故意。直接故意犯罪中犯罪分子對危害結果持積極的追求心態,對社會所持的敵對心理非常明顯,因而也才會表征出較大的主觀惡性。在間接故意情況下,犯罪人只是對危害結果持放任心態,而且往往是在實施其他非犯罪行為的情況下放任犯罪結果發生的,這種心理所反映的主觀惡性較直接故意通常要輕得多。因此，除非間接故意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極為嚴重,從而使得不適用死刑就無法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否則不應對行為人適用死刑。

第二，行為人所實施的犯罪實際致人死亡,或者造成了與致人死亡危害性相當的極端嚴重的社會危害結果。這意味著,適用死刑之罪,首先都必須是實際造成危害結果的犯罪,對于沒有造成現實危害的犯罪行為,如對抽象危險犯，一般不應適用死刑。對于犯罪未遂,除非同時造成了其他極端嚴重的危害結果,并且,這些危害結果都必須具有極端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否則就不應適用死刑。

第三,行為人主觀惡性極大,達到令社會難以容忍的程度。對此，可從以下方面判斷行為人所具有的反社會性程度：

(1)犯罪行為自身事實,如犯罪動機是否惡劣、犯罪手段是否殘忍、犯罪氣焰是否囂張、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等等;

(2)犯罪前行為人一貫表現的事實,相比較累犯、慣犯而言，對于初犯、偶犯適用死刑應進行較嚴格的限制;

(3)犯罪分子年齡、精神狀態等因素,對于青少年犯罪一般不適用死刑,至少不應適用死刑立即執行;

(4)從犯罪原因入手,考察犯罪動機的形成過程,行為人、被害人、其他人,甚至國家和社會各自所起的作用,借以明確行為人在犯罪實施中所應承擔的責任,并從中考察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只要存在能證明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較小的法定或酌定情節,從而并不具有將其從社會中加以剔除的必要時,就不應適用死刑。

第四,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也即再犯可能性。這主要是在考察行為人主觀惡性的基礎上,結合其事后認罪、悔罪態度來衡量。對于拒不悔罪、拒絕接受教育改造,甚至繼續與社會為敵,因而表現出明顯人身危險性的犯罪分子,在其他條件符合死罪標準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判處死刑。

上述死刑適用的四要素,綜合構成死刑適用標準“罪行極其嚴重”的基本內容，需要闡明的是，上述四要素不是選擇關系,而是并列關系,缺少其中任何一個條件,都不能對行為人配置死刑。

(二)限縮解釋的必要性

刑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了死刑適用的界限，即“罪行極其嚴重”，也即“必須立即執行”的界限。至于何為“罪行極其嚴重”、“必須立即執行”,法律并未予以明確。對這種不明確性進一步進行解讀，其中包含著某些最基本的法學問題,如法律解釋的理論和方法。筆-者認為,上述界限的掌握實際上是死刑適用中法官釋法的過程,而法官適用法律中的法律解釋,又是法律文本影響社會生活的最終環節,是最重要的法律解釋。“如果沒有法條與事實鏈接,條文原本是清晰的。正是在許多待處理的案件中,法律條文才呈現出解釋需要。從解釋的場景來看,不是法律文本需要解釋,而是法律欲調整的案件事實凸現出解釋的必要性。……實際情況是:法律解釋者(如法官)雖然得對文本中的字義進行解釋,但更重要的則是為待處理案件找出合法的解決方案。所以,法律解釋的對象既有文本,也有事實,當然更主要的還在于說清二者之間的邏輯關系。”

實際上,具體到死刑個案，法官面對的主要焦點問題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事實性問題,即動刑問題中的證據充足性問題;第二類是法律性問題,即動刑問題中的行為符合性問題、除刑問題以及量刑問題。第三類是政策性問題,即基于法定要件、情節以外的其他事實以及依一定的價值取向適用刑法的社會效果問題。上述三類問題中,事實性問題的位階最高,法官對此幾乎沒有自由選擇的余地。其后的法律問題對法官也有較大的約束力,一旦認定為某種犯罪或具備某個法定情節,其法律后果可能將是必然的。而排在最后的用刑問題對法官而言則有較大的靈活性。其中,用刑的社會效果、政策導向、倫理意義、價值判斷、社情民意甚至法官的性別、個性、內心偏好,都可能對案件的處理構成隱性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否留在死刑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官對刑法規范的解釋。

法律具有明確性、穩定性、抽象性的特征，作為刑法規范對明確性和穩定性更具有嚴格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則要求刑法規范越明確越好，但在具體刑事個案中可以發現刑法的明確性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刑法規范的不明確是由于使用了抽象的、一般性概念的結果。“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法官是帝國的王-侯。”法官在處理刑事個案中進行必要的解釋是無可避免的，個案解釋自應適用于刑法規范的適用過程中。刑罰的適用，包括死刑配置，除了應當嚴格遵循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則及法律規范以外，也必然會受刑罰適用主體法官自身的司法理念，特別是法官刑罰適用價值取向的直接影響，這對于死刑適用的限制或擴張意義重大，且事關我國少殺、慎殺刑事政策的貫徹落實。

(三)限縮解釋的基本原則

任何對法律的解釋,都不是任意而為、無所限制的,它必須遵從一定的原則,受到一定的原則的指導和制約，限縮解釋也不例外。

1.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我國刑法典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此系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是我國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我們進行限縮解釋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具體而言,依此原則的要求,通過限縮解釋而最終適用的刑罰,應當與行為人的犯罪性質、情節及人身危險性相適應。其具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對于文字字面含義寬于立法原意的法律條文,如果不作窄于字面含義的解釋,必將導致罪責刑不相適應,乃至于不適當地擴大了死刑適用面的,就必須進行限縮解釋。如，不對非法儲存槍支、彈藥、爆炸物罪的“儲存”行為、運輸毒品罪中的“運輸”行為等進行限縮解釋,僅僅按照字面含義解釋來適用罪名和判處刑罰,那么,勢必造成這兩種罪名的濫用——不僅輕罪者被適用重罪名,無罪者(如攜帶少量自吸毒品的吸毒人員等)也被適用重罪名,而更為嚴重的是,將使相關行為人面臨著適用死刑的可能。這顯然與他們的行為性質、情節和人身危險性是極不適應的,并且嚴重背離了國民樸素的法感情，因而必須進行限縮解釋。另一方面,必須防止背離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進行過度限縮解釋。如,“搶劫致人重傷、死亡”是搶劫罪的加重情節之一,如果將“致人重傷、死亡”的主觀罪過限縮解釋為“過失”或者“過失或間接故意”地“致人重傷、死亡”,而排除了直接故意,那么,將會導致一個矛盾且極不合邏輯的現象:對搶劫行為人,如果“過失或間接故意”致人重傷、死亡的,可以適用死刑,但對于當場直接故意殺害被害人而取得財物的,則無法適用死刑——這無疑是一種過度的限縮解釋,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不符。

2.等價性原則

“使法律之間相協調是最好的解釋方法。”因此,限縮解釋的另一個重要原則是,限縮解釋后所指向的內容與其他可以適用死刑的情形具有等價性、同質性,可作同等評價;而所排除的內容則不具有等價性、同質性,不可作同等評價。這既是刑法體系解釋的要求,也是罪刑法定主義的要求。對此,應當把握如下幾個方面:第一,限縮解釋的內容與其他可以適用死刑的情形,在罪行的嚴重性方面具有等價性、同質性。例如,對“入戶搶劫”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做出限縮解釋的基本出發點,就是考慮使其在罪行的嚴重性方面與“搶劫致人重傷、死亡”和“搶劫數額巨大”可以做出同等評價。這從懲治搶劫罪所保護的法益性質、立法精神和目的上可以得到導向性啟示。第二,限縮解釋后的內容與其他可以適用死刑的情形,在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方面具有等價性、同質性。如果不具備等價性、同質性,對行為人適用死刑顯然不合情理、不相適應,必須通過限縮解釋予以排除。第三,限縮解釋后的內容與其他可以適用死刑的情形,在適用死刑的實際效果方面是大體相當的。如果限縮解釋后的內容無論在罪行的嚴重性方面還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方面都已經達到可以適用死刑的程度,但是適用死刑的實際效果卻無法與其他適用死刑的情形相同,甚至差異較大,就說明適用死刑難以起到預防犯罪之效果,而限縮解釋在等價性、同質性方面則顯然存在問題。

3.必要性原則

合理限制死刑的必要性原則是以“少殺、慎殺”，“可殺可不殺的不殺”的死刑政策為底蘊的。它不僅是合理配置死刑的基本標準之一，同時也可以被用于解決具體犯罪的死刑司法適用問題。刑罰必要原則，是指刑罰量的設定和投入應當為懲罰和預防犯罪所必要，并且應該以盡可能少的刑罰量實現最大限度的刑罰效益。刑罰必要原則的核心是強調刑罰有效率的使用。它要求必須保持最低限度的刑罰量的投入，反對脫離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而盲目追隨所謂輕刑化的國際潮流;同時嚴格限制刑罰的超量投入，反對違背社會公正的價值準則片面追求量刑的威嚇和恐怖效果。對行為人配置死刑，應本著必要性原則來控制死刑的適用。至于是否必要，主要是以“罪行極其嚴重”之死刑適用總體標準來衡量具體個案，據以判斷對個案適用死刑是否過量。換言之，在對具體個案裁量刑罰時，應考慮死刑的成本和效益，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能適用死刑。即便是屬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也要嚴格恪守必要性之原則，對于“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應一律不適用死刑，從而防止過多過濫適用死刑立即執行。只有本著必要性原則合理限制死刑適用，“少殺、慎殺”，“嚴格控制死刑”的死刑政策才能得到切實的遵循。

4.目的性原則

“目的問題有如流動的蠟,它融化任何法律概念。”死刑的目的性原則是刑罰必要性原則在死刑限制適用方面的體現，刑罰必要性原則的核心是強調刑罰有效率地使用。從刑罰的價值出發對死刑的存廢進行爭論，在理論界由來已久，“死刑的適用應當講求良好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兩個效果的統一應是適用死刑的不得已性。良好的法律效果一般指死刑的適用完全符合刑事法律的規定和要求，是社會和法律報應的必然結果。良好的社會效果是指死刑的適用有利于化解和平息社會矛盾，符合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的需要。”協調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之間的關系，合理把握死刑適用的良好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對刑法解釋在死刑限制適用中有著重要意義。基于我國嚴格限制死刑的政策要求，在適用死刑考慮刑罰之目的時，一般預防應依附于特殊預防，在特殊預防過程中體現一般預防。具體而言，對行為人配置死刑以預防犯罪，首先必須具備特殊預防的必要性，即罪行極其嚴重、不適用死刑則無法預防犯罪人繼續危害社會，才能同時實現威懾潛在犯罪人的一般預防效果。絕對不能為了追求一般預防的效果，而對罪不當死不需要以死刑對其進行特殊預防的犯罪人適用死刑。就死刑的適用而言,由于這一極刑的殘酷性和不可逆轉性,我們尤其要把重心傾向于限縮解釋的立場。

二、限縮解釋的具體情形

本文基于限縮解釋的視角，僅對與犯罪行為或犯罪人有關的，體現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程度和犯罪人人身危險性程度，因而在決定處刑寬嚴時必須予以考慮的各種事實情況(情節)進行探討，以期有益于司法實務。

(一)法定從重量刑情節

法定從重量刑情節在我國刑法總則中的從重處罰情節有兩種，即累犯;教唆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的教唆犯。

1.對教唆犯,筆-者認為,如果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在其教唆下所犯罪行極其嚴重,則對教唆犯應從重處罰,可考慮配置死刑。

2.對于累犯，筆-者認為，被告人因該情節需從重處罰而適用死刑,與假釋考驗期內犯罪的處罰原則相比,存在制度設計上的不合理。如罪行相當均可適用死緩的兩名罪犯,一個是在假釋考驗期內犯罪,只需撤銷假釋,把有期徒刑和死緩并罰,最后結果是死緩;而對于累犯,卻可能要從重處罰判處死刑,究其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來說,假釋考驗期內犯罪的主觀惡性要明顯大于累犯,而結果卻出現逆反。因此,相比較而言,對累犯是不公正的,故對累犯從重判處死刑應有所限制,只有當前罪所犯罪行較重時，才應考慮配置死刑。

(二)酌定從重處罰情節

結合司法實踐,以對犯罪人配置死刑的從重處罰情節一般包括如下幾種：

1、作案手段特別殘忍的;

2、以特別危險方法殺人的;

3、雇兇殺人的;

4、殺害兩人以上或殺死一人但造成多人重傷(輕傷)的;

5、為掩蓋其他犯罪而殺人滅口的;

6、以殘忍手段毀尸滅跡的;

7、犯罪對象是未成年人、孕婦、殘疾人而故意殺害的等等。

上述酌定從重處罰情節多數都是罪中情節,集中反映了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或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以上述情節對犯罪人配置死刑應當不存異議。但對于以殘忍手段毀尸滅跡的應從嚴把握。因為對于故意殺人,我們嚴懲的是殺人這種罪行,而不是對待尸體的行為,況且,犯罪人在殺死被害人之后,出于一種本能,往往會采取逃避偵查的手段處理尸體,要求犯罪人善待尸體,其實對犯罪人是不具期待可能性的。所以,筆-者認為,一般的毀尸滅跡不應作為從重處罰的情節。

對于從重處罰情節，應嚴防其功能越位。因為，死刑的標準是“罪行極其嚴重”,而不在于是否有從重情節的存在。筆-者認為，從重情節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法官對本應判處死刑的犯罪人的一種更強烈的內心確信;二是當出現有從寬情節時作出比較和取舍,決定是否適用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