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刑假釋的意義

我國減刑、假釋以教育、矯正犯罪人為目的，為此目的而構建的減刑、假釋制度不僅實踐操作與目的錯位，而且還導致司法腐敗、傾斜適用、釋放后再犯罪等現實問題。西方國家最初設立減刑、假釋制度，并不是為了教育、矯正犯罪人，后來教育刑論者試圖以教育、矯正作為減刑、假釋目的，最終卻走向失敗。晚近以來，重返社會思想因關注未來，幫助犯罪人重新適應社會生活而逐漸受到重視，不少國家以重返社會思想為指導，改革調整其減刑、假釋制度，擴大漸進釋放范圍。我國減刑、假釋的目的當轉向重返社會，并構建以自動給予的減刑為基礎的假釋制度。

近年來，減刑、假釋實踐中的司法腐敗、傾斜適用、釋放后再犯罪等問題較為嚴重。中央政法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等相關部門連續出臺指導意見，以規范減刑、假釋的適用。然而，這些指導意見僅在政策上或程序上具有一定指導意義，對減刑、假釋的制度缺陷卻置若罔聞。眾多學者及實務工作者深刻分析了減刑、假釋制度存在的問題，并針對性地提出了若干完善建議。但遺憾的是，這些建議固守傳統的教育刑理論，缺乏對減刑、假釋目的的深刻反省，僅在手段方式上煞費苦心，在細枝末節上大做文章，難以觸及減刑、假釋問題的本質，也就不能徹底解決問題。減刑、假釋的目的定位決定其制度構建，鑒于此，本文對減刑、假釋目的進行反思與重塑，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我國減刑、假釋制度變革的基本設想。

我國減刑、假釋目的定位及其引發的現實問題

減刑、假釋的目的定位

減刑、假釋是自由刑執行制度，從邏輯關系看，其目的受制于自由刑執行的目的。在古典學派看來，刑罰的目的就是報應，對犯罪人剝奪自由是刑罰報應目的在最后階段的實現。自實證學派的教育刑思想融入自由刑執行以來，教育、矯正犯罪人就成了自由刑執行的主要目的。教育刑的精髓不僅在于對犯罪人進行理想道德教化，而且在于以各種制度或措施矯正犯罪人的犯罪人格，使其不再危害社會。“教育刑就其字面理解，不過是認為刑罰本質應該是一種教育，其旨在通過以教育為目的和內容的刑罰使罪犯改惡遷善，并使其復歸社會后不致再危害社會。”{1}在我國，教育、矯正被更加適應自己的稱謂“勞動改造”取代，自由刑成了“勞動改造刑”，刑事執行法也一度成了“勞改法”。勞動改造實際是整個自由刑執行的目的、策略、手段、過程與趨勢的綜合體。“懲罰罪犯是手段，改造罪犯是統帥懲罰的目的，整個行刑過程就是從對罪犯施予強制懲罰向引導罪犯自覺接受改造的過程，這已經成為一種理論共識。”{2}

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減刑、假釋的目的在于教育、矯正犯罪人，促進其積極悔過自新。高銘暄教授明確指出，1979年《刑法》中正式確立減刑和假釋制度，“是為了達到有效改造罪犯的目的”{3}。其他學者也同樣認為：“把減刑作為一項刑罰執行制度在刑法中明文加以規定，這對于鼓勵正在服刑的犯罪人積極改造，認真悔罪，成為新人是很有促進作用的。”{4}“假釋制度的基本構想在于：通過提前釋放這樣的優待措施鼓勵罪犯積極地悔過自新。”{5}“假釋作為刑罰執行制度之一，其目的在于促進罪犯改造和回歸，最終達到減少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的效果。”{6}

教育、矯正目的在我國減刑、假釋制度中也得到全面體現。1979年《刑法》第71條規定的減刑的實質條件是“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假釋的實質條件是“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1997年《刑法》延續了這一精神，并特別增加了教育、矯正的內容“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是悔改的基本表現形式，也是判斷是否有悔改表現的主要標準[1]。1991年、1997年及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均對“確有悔改表現”進行了說明。其中2012年的《規定》指出，“確有悔改表現”是指同時具備以下四個方面情形：認罪悔罪;認真遵守法律法規及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思想、文化、職業技術教育;積極參加勞動，努力完成勞動任務。這些規定都特別強調了“悔改”、“教育”、“改造”、“勞動”等教育刑的典型術語表述。而司法部《關于計分考核獎罰罪犯的規定》則明確規定，對罪犯計分考核的目標是“考核罪犯的改造表現，以有效地調動罪犯的改造積極性，提高改造質量”。在此目標指引下，該考核獎罰規定將考核的內容分為思想改造和勞動改造兩方面。其中思想改造包括認罪服法、認真學法、服從管教、積極參加“三課”學習等方面;勞動改造包括積極參加勞動、重視勞動質量、遵守勞動紀律等方面。盡管該考核獎罰規定沒有明確將考核計分作為減刑、假釋的直接依據，而僅將其與行政獎勵掛鉤，但事實上考核計分是減刑、假釋的最關鍵依據和判斷標準。

減刑、假釋目的困惑之深層解析

減刑、假釋現實問題的直接原因是實體和程序制度缺陷，而根本原因在于目的定位不合理。以教育、矯正為目的，必然要以教育、矯正的效果作為減刑、假釋的實質依據，而教育、矯正效果的主要衡量標準是計分考核，考核分值達到一定標準，就被認為危險性降低或不再具有危險性，因而就可以給予減刑或假釋。計分考核如此重要，操作中卻又有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司法腐敗、傾斜適用等現實問題也就在所難免。這些問題難以通過制度的修補得以徹底解決，也很難通過公示、聽證、開庭審理、檢察監督等程序改革而避免。將教育、矯正作為減刑、假釋目的之所以會導致這些問題，主要有以下兩方面原因：

第一，將教育作為刑罰的本質與目的存在定位上的根本偏差。刑罰的本質是對刑罰的根本定位，是其自身存在的特質。刑罰因犯罪而產生，犯罪的應受懲罰性是刑罰存在的根本前提，因而對犯罪人的懲罰與譴責是刑罰的內在屬性。自古至今，刑罰無不表現為對生命、自由、財產或名譽的剝奪，從而使犯罪人產生身體或精神上的痛苦。毫無疑問，通過懲罰可以誘發趨樂避苦的本能反應，從而達到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的目的，甚至也可以產生教育、矯正效果，但這也恰好說明刑罰的懲罰性本質。刑罰因犯罪而產生，直接目的當然是報應犯罪。但若將刑罰目的僅僅認定為報應，則又否定了人類的認識理性。

針對當前減刑、假釋的實質審批程序及其導致的司法腐敗等問題，我國學者提出各種制度改革建議，但所有建議本質上無非是程序公開，加強監督。小編認為，公示、聽證、開庭審理、檢察監督等方式可以有效減少虛假立功的減刑，但對減少基于平時悔改表現的減刑和假釋中的各種舞弊現象效果不佳。而信用假釋制度中，給予減刑、假釋是自動的，因而對每一個犯罪人是公平的。撤銷減刑或假釋需要有明確的不良表現，如有爭議，可通過訴訟途徑展開事實和法律的辯論，從而真正實現程序的司法化。

綜合上述對于 假釋 問題的討論和相關 法律條例 的詳細解析，從上面小編整理的 減刑條例內容中，可以清楚的知道對于這兩者的最初定義，本不是以教育犯人改錯的，所以也就違背了社會的道德以及人類的發展，這就使得這一法律的處理制度成了一個擺設，甚至是一種危害。所以現代的改革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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