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食品安全法》民事賠償法律適用

現階段，生產和銷售一些危害性潛伏期較長，不當場發作的不符合食品衛生標準的食品的事情更是數不勝數。比如在生產環節，生產者并不具備生產食品的基本條件，又想賺這一塊的利潤，于是就上有政策、法律;下有對策、方法。拿不到合法批號的就偽造一個，或假冒他人的批號或一號多用，更有甚者干脆不要批號，做出來的東西照樣有人買，老板賺得更多，而且由于種種原因，被舉報、被處罰的可能性極小，違法成本與賺取的暴利相比微不足道。在銷售環節，商家所用手法一是精美包裝，前不久上海某商場就暴露出四兩茶葉五斤包裝的新聞;二是夸大甚至虛假宣傳，以保健食品為例，只要你消費者想達到什么樣的保健目的，營銷人員就立馬告訴你說其產品具有這方面的功能。營銷人員如此賣力的原因在于其是依據銷售量拿提成，至于那些東西吃下后有沒有效，壞不壞事則一概與他無關。

社會發展至今，我們大家全都處在一個兩難的境地。俗語講衣食住行是生存的基本前提，人只要還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就離不開那四個字。我們能回到農耕時代自已種糧種菜自已做飯自已吃嗎?不能。就像我們不能舍棄無數次的傷害過我們的現代化高速交通工具一樣。社會總是要向前發展的，社會愈發展，社會分功就愈細，不能也沒必要讓農人去研制機器人，讓航天專家去種土豆。這中間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奉行的是投入產出、效率優先的經濟原則。

既然人類不可能再回到農耕時代，那我們中的一部份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吃別人生產的糧食，喝別人生產的酒、飲料等。那些東西衛生安全嗎?不知道。作為普通消費者我們沒有那么多的專業知識，我只能相信你生產者銷售者。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只能相互信賴，相互依存。當我作為消費者時，我相信你向社會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安全的、有效的。反過來也一樣。然而那些我們相信依賴的東西給我們造成的傷害和痛苦還少嗎?

一、食品安全立法

上述就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兩難處境。人類乃萬物之靈，面對如此兩難的局勢，于是就想到了立法。以我國在規范食品生產經營領域行為的立法為例，2009年6月1日之前有《食品衛生法》，該法內容嚴整，配套齊全，可操作性強，應該說是規范食品生產經營行為的有力武器。然而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食品安全形勢依然讓人揪心，一些地方的無良商家造假售假幾成泛濫之勢，民眾熱議，輿論嘩然，當局者壓力之大，史無前例。于是又想到立法，感覺原來的食品衛生法偏重于衛生，對安全強調不夠，對違法違規者造假售假行為打擊力度不強。2009年2月28日又廢舊立新，更名為《食品安全法》。立法者以為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修修補補已無濟如事，只能廢舊立新。針對同一規范對象，不首先考慮修補而是推倒重來，為我國立法史所罕見。

兩相比較，《食品安全法》有何亮點?筆者以為食品安全法的最大閃光點一是對違法犯罪的打擊力度有大幅提高;二是在發揮職能部門主力軍作用的同時，積極鼓勵消費者依法維權，旨在食品安全領域發動一場人民戰爭，讓造假售假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造假售假者明知有風險還要前撲后繼，原因不外兩個字，利益，而且是暴利。據一些案例曝露出的情節，許多成本僅十幾元一瓶的膠囊包裝成保健食品后，到零售環節可賣到一瓶九百多元。身價不是倍增十倍增而是近百倍增，其暴利遠超過販毒，而風險卻大大小于前者。販毒是掉腦袋的買賣，倘且年年有人做，從我國的司法實踐看，造假售假只要不弄出人命，法律責任是有限的可承受的。如僅僅靠職能部門的力量去打擊，被打到的概率也不大。

《食品安全法》從經濟上重罰違法者的用意不言而喻，就是要讓違法經營者傾家蕩產，摧毀其賴以造假售假的經濟基礎，達到“法”的特殊警示作用。讓那些正在做或準備做的人重新考慮違法成本，從經濟角度算算帳，看這犯法的買賣是否劃得來。

二、怎樣適用第九十六條

前面講到，《食品安全法》的一大亮點就是放手發動群眾，積極鼓勵廣大消費者投身于打擊假冒偽劣的斗爭中去。越多的消費者能拿起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已的權利，假冒偽劣食品的生存空間就越小，長期不懈的堅持下去，食品生產經營環節中的造假售假現象必然會被有效控制。《食品安全法》第96條的出臺，可謂體現了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其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廣大消費者打假的積極性。然而在司法實際中，個別法官卻對96條給出了不同的解讀，讓人啼笑皆非。他們認為，消費者要求十倍賠償的前提或者說適用條件是“造成了人身、財產或其他重大損害，”換言之，第一款是適用第二款的前提條件，只有當出現了第一款描述的實際損害時，消費者才可能依據第二款的規定要求價款的十倍賠償。上述觀點的荒謬顯而易見。

首先，我們可以從法條的文意分析，第一款的條文是：“違反本法規定，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其奉行的是侵權賠償填平補齊原則，受害人受到了多大損失侵害人就應賠償相應的金錢來彌補，不允許受害人從侵權賠償中得到額外的利益，此其一。其二，行為主體并不事先預設，侵權人或許是造假售假者，受害人是消費者，但在某些特定場合，完全有可能是消費者過度維權或行政執法機關人員濫用權利。比喻說到處散布謠言，故意抹黑某個產品，錯誤定性，錯誤處罰等等。人類社會之所以要立法，一個殘酷的事實是人人都有可能是潛在的違法者。如果我們的社會全體成員都有雷鋒一樣的美德，那學雷鋒就沒有意義，立法就成為多余。正如生產經營食品的群體中有無良者一樣，消費者群體、行政執法者群體中也存在無良之輩。所以，第一款強調的是，無論是誰不論出于何種目的，只要其行為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權益，就要損害多少賠償多少，讓受害人的財產回復到侵權之前的狀態。

《食品安全法》96條第二款明確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迸c第一款相比較，第二款所要規范的主體指向明確，侵權人是生產或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食品的廠家、商家。受害人只能是消費者。其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加大違法者的違法成本，最大限度地提高消費者維權的積極性。對生產者和銷售者的要求標準不同，生產者只要生產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即可適用該條款，是故意還是過失在所不問，其要求明顯嚴于銷售者。銷售者只有在‘明知’所銷之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時，才能適用第二款產品價款十倍的懲罰性賠償。筆者注意到第二款中有一句話指向十分明確，那就是“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此處的“要求賠償損失”是指按第一款規定當生產者銷售者的違法行為給消費者造成損失時，消費者有權按填平原則要求賠償，與第二款所講的賠償性質明顯不同，兩種賠償并不互相替代，而是可以同時主張。

綜上可知，96條兩款所奉行的賠償原則各不相同，主體也不盡相同，第一款奉行的是填平補齊原則，目的在于通過侵權者的賠償讓受害人的財產回復到侵權前的狀態。第二款奉行的是懲罰性原則，目的有二，一是要從經濟上摧毀造假售假者的再生產能力，二是要提高消費者維權的積極性，讓他們在維護了自已合法權利的同時還能得到經濟上額外的好處，與《消保法》第49條的意旨一脈相承。立法者并沒有將96條第一款作為適用該條第二款的前提條件，第二款完全可以獨立適用，前提條件只有一個，即生產者生產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銷售者銷售了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并不要求這些“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實際上造成了消費者人身或財產損害。筆者覺得，對第一款的“損害”應作廣義理解方合乎立法的精神，假冒偽劣食品把人吃死、吃殘、固然是人身損害。但還有一種情形，消費者買回后發現了問題沒敢吃，結果是白白浪費了金錢，是財產上的損失。實際上，只要假冒偽劣食品被消費者所購買損害就必然同步產生，區別僅在于損害的具體形式，或者是人身財產損害同時產生，或者是單純的財產上的損害。

三、法實施的社會效果

“法”是人立的規矩，是人的行為準則。在立法之初，立法者首先要考慮的是通過“法”的實施后能達到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效果?！妒称钒踩ā烦雠_的背景是我國食品安全形勢嚴峻，立法者期望《食品安全法》出臺實施后食品安全形式有根本好轉。在條文中規定對生產或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的行為，消費者可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懲罰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體現了立法者的“亂世用重典”的立法思想，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

如果我們的法院在司法實際中一定要將上述96條第一款作為適用第二款的前提，一定要在問題食品出現了如三鹿奶粉那樣出了人命才能啟動第二款懲罰性賠償，就不僅僅是曲解、誤讀法條的問題，實際上等于是從根本上否定了《食品安全法》。因為如此一來，違法者的違法成本、違法風險就會很小，而消費者依法維權的積極性和熱情也因缺少經濟支撐而大大降低。法官主觀出發點也可能是出于平等保護民事主體合法權益的考慮，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客觀上必然會產生鼓勵縱容造假售假人違法行為的作用，打擊消費者依法維權的積極性。長此以往，《食品安全法》實施的社會效果如何，不問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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