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天津高院審結的樂亭重大漁業污染案,首次以司法判決形式確定達標排放不能免除民事責任。8家排污超標的被告承擔連帶責任,賠償原告孫*禮等18個原告的經濟損失655萬余元;被環保部門確定為達標排放企業的河北省**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單獨承擔賠償責任14萬元。天津高院認為,河北省**化工有限責任公司被當地環保部門確定為達標排放企業,屬于國家許可的正常經營活動。雖然其不能提供排放工業廢水入海的行為與孫*禮養殖水產品死亡不存在因果關系的相關證據,但在承擔民事責任上應與超標企業有所區別。根據國際通行做法,判令其單獨承擔賠償責任14萬元,不承擔連帶責任。筆者認為,此案不僅以案例的形式為我國環境保護法制開創了達標排放也應承擔一定民事責任的先河,同時也對污染損害賠償案中違法行為(超標排放)和合法行為(達標排放)承擔不同民事責任進行了嘗試。這是環境保護司法實踐的一大進步。這充分體現了現代環境法制的公平合理精神。
環境侵權屬于特殊侵權,學術界對于環境侵權責任的構成認為需具備三個實體要件:(1)排污企業的排污行為;(2)污染損害事實或結果;(3)排污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一定的因果聯系。排污企業有無過錯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過標準,均非排污企業是否承擔賠償責任的法定要件。樂亭漁業污染案從司法實踐的角度對此予以了確認。毫無疑問,相對與環境侵權這個大課題而言,三要件說符合《環境保護法》的立法精神,無論加害人的污染行為是不是違法行為,有沒有過錯,只要該行為給他人造成身體、財產或精神的損害,就應承擔民事責任。《環境保護法》第41條的規定,正是三要件說的堅實基礎。但是,對于環境侵權中違法與合法行為在案件實體處理時一視同仁,也是值得商榷的。據悉,已經提請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審議的《民法》(草案)在第五編即侵權責任法編的第四章即《環境污染責任》部分明確規定:“排污符合規定的標準,但給他人造成明顯損害的,有關單位或者個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該“草案”還規定,因污染環境對他人造成損害,不能確定具體加害人的,由與損害后果具有聯系的排污單位或者個人根據其排放量的比例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這一規定將為環境保護部門和法院處理那些因為眾多排污單位共同造成的環境污染糾紛提供有力的法律手段,從而有利于更合理地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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