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在第十條中規定，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如果查明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或者雙方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亦或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司法解釋，使得我國對彩禮問題的處理有法可依，具有較為重要的實踐意義。但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是當事人之間已經存在類似于婚姻的一種關系如同居關系，或已經存在婚姻關系的情況，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解除婚約糾紛。就此而言，其適用的范圍是有限的，并不能包括婚約糾紛彩禮的全部情形，故有必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一、案例事實概要

1999年11月，李甲與錢乙確立戀愛關系后，李甲按風俗習慣給付錢乙彩禮7000元。戀愛期間，李甲與錢乙發生兩性關系，錢乙發現自己已有身孕后提出與李甲結婚，李甲以領取結婚證需婦檢為由，要求錢乙中止妊娠。2000年5月，錢乙中止妊娠后不久，李甲以性格不合為由提出終止戀愛關系，并要求錢乙返還彩禮7000元。

2000年6月，錢乙外出打工。后李甲索還彩禮未果，遂于2000年9月訴至法院要求錢乙返還彩禮7000元。錢乙辯稱李甲已對其身體健康及人格權造成侵害，不同意其訴訟請求。

二、本案涉及的利益分析

⒈本案訴的利益

本案雙方爭議之實質在于，彩禮7000元利益之歸屬。

⒉支持各自利益的法律依據

⑴支持李甲利益的法律依據。相當多的法官認為彩禮是否返還，主要看是索取還是贈與，或者進一步認為彩禮的給付是根據民間習俗，并非出于自愿，而是一種附條件的贈與。并引用學者觀點予以證實，諸如“證明婚約的成立并以將來應成立的婚姻為前提而因家屬關系所發生的相互間的情誼為目的的一種贈與?”等等，所附條件成就，則發生相應的法律后果。婚約解除則按不當得利，返還彩禮。

⑵支持錢乙的法律依據。李甲未與錢乙同居生活，但其已經借助婚約的成立，享受了對錢乙的貞操權，并致其中止妊娠，而隨著婚約的解除，則必然對錢乙健康權、人格權造成侵害。2001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權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二）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三）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因此，可以上述權利受到侵害為由向法院請求保護。

三、本案利益衡量的必要性

本案案情并不復雜，原、被告主張對立的根源在于法律未明文規定并無婚姻關系前提下的婚約彩禮是否應予返還，以及婚約踐行過程中所造成對方的侵害如何處置。因此,出現上述兩種不同的解釋。本文認為有必要引入利益衡量的解釋方法。

利益衡量的必要性在于，法律解釋有復數解釋結論的可能性。而在復數的解釋中，一般很難說某一種解釋是絕對正確或某一種解釋是絕對錯誤的解釋。日本學者加藤一郎認為，判決地作出，多數情形取決于實質判斷，應當更自由、更彈性地考慮實際的利益進行解釋。他曾形象地比喻道，“假如將法律條文用一個圖形來表示，這是一個中心部分非常濃厚，愈接近周邊愈益稀薄的圓形。在其中心部分，應嚴格按照條文的原意予以適用，不應變動。如果說中心部分通常可以直接依條文決定的話，則周邊部分可能出現甲乙兩種結論，難有定論的情形。因此，適用法律時當然要考慮各種各樣實質的妥當性，即進行利益衡量”。

四、試對本案涉及的利益作利益衡量

⒈保護李甲利益的法律后果

保護李甲利益的法律后果：李甲直接獲得彩禮7000元，而通過法院判決返還彩禮，實現與錢乙婚約已實際解除這一事實的社會認可，實質變相地使李甲對錢乙名譽權、隱私權、貞操權等人格權利造成的侵害合法化。

⒉保護錢乙利益的法律后果

保護錢乙利益的法律后果：錢乙獲得彩禮7000元的利益,從而使其精神創傷得到適當的撫慰。

⒊本案利益衡量后的結果

法律的功能不僅要對已發生的案件進行裁判，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紛爭，同時，還負載著另一個重要的使命——倡導一種社會行為，告訴人們何為正義，何為非正義，以構建和諧有序的社會環境。本案如果保護李甲利益，法律適用的社會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基于上述利益衡量，并考慮到社會效果以及民法基本精神，即使存在兩種解釋可能，應判定保護錢乙的利益較為合理和較為妥當。

五、運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對婚約彩禮糾紛解決方案的構建

我國古代曾將婚約及彩禮問題規定在法律中，如《明律?戶律》規定：“……若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笞五十。雖無婚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若再許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娶知情同罪，財禮入官。不知者不坐。追還財禮。女歸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還禮給還。其女仍從后夫。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財禮。”?

封建制度下的婚約彩禮究其本質，是基于婚約的一種財產保證，相當于現代合同法中的定金。“前夫不愿者，倍追還禮給還。”，“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財禮。”，適用的也正是定金法則。而現行法律之所以對婚約及彩禮不予規定，大致主要因為對婚姻自由造成干涉，新中國成立至今所頒布的幾部婚姻法均未規定婚約制度，這對于徹底貫徹婚姻自由的理念具有重大的意義。但在我國的現實生活中，尤其在廣大的農村地區，由于封建法律制度、歷史和文化的影響，婚前訂立婚約的現象普遍存在，并形成現代農村傳統習俗。其對婚約彩禮糾紛處理原則為：如給付彩禮者要求退婚，則不退彩禮，如接受彩禮者要悔婚則退彩禮。這種習俗可稱為“具有習慣法效力的規范的小傳統9”，是當前我國農村基層組織調解此類糾紛的的依據。在法律上這種習俗可稱為民事習慣，是民法淵源的一種。所以完全可以從習慣中找出可借鑒的解決方案，再上升為法律賦予強制力。這種方法雖然簡陋，但它的優點是考慮了社會效果，而讓法官從一味追究索要彩禮還是贈與彩禮的概念法學中跳出，使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而這正是利益衡量的精髓所在。解決婚約彩禮糾紛重在區分雙方的是非責任，考察解除婚約的主要體現了哪一方的意志和利益。司法不維護婚約的效力，但應承認婚約關系變動對當事人精神利益產生的實際問題，應當通過物質利益的重新安排使當事人之間失衡的利益關系進行補救。在法律適用上，應優先考慮適用民法的誠信原則、公序良俗原則，而以索取、贈與為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