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的必要性

海洋環境包括海水、溶解和懸浮于水中的物質、海底沉積物和生活于海洋中的生物。海洋是資源的寶庫，在海洋中蘊藏著豐富的生物資源、化學資源、礦產資源、動力資源和水資源等。海洋生態環境是海洋生物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生態環境的任何改變都有可能導致生態系統和生物資源的變化，海水的有機統一性及其流動交換等物理、化學、生物、地質的有機聯系，使海洋的整體性和組成要素之間密切相關，任何海域某一要素的變化(包括自然的和人為的)，都不可能僅僅局限在產生的具體地點上，都有可能對鄰近海域或者其他要素產生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和作用。生物依賴于環境，環境影響生物的生存和繁衍。當外界環境變化量超過生物群落的忍受限度，就要直接影響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從而造成生態系統的破壞。從目前我國海洋環境的整體狀況看，由于城市生活污水和工農業廢水的大量排放、船舶碰撞造成溢油、船舶壓載水的排放、海洋石油勘探開發等，海洋赤潮、病毒、養殖污染等持續發生，海水水質和海洋環境容量急劇下降，海洋的生態功能也不斷惡化。

二、國際關于油污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立法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上已經發生海上船萬噸以上的油污事故約55起。其中，世界上第一起造成重大油污損害的事件是“托利?堪庸”號事件。1967年利比里亞籍油輪“托利?堪庸”在英吉利海峽觸礁，船體斷裂，船上載有12萬噸原油，約6萬噸泄露入海中，造成英國南海岸和法國北海岸和荷蘭西海岸長達300多公里的海岸被嚴重污染。為了減少損害，英國皇家空軍派飛機將船舶殘骸炸沉，并使船上原油燃燒，以免造成更大的損害。該事件造成的損失巨大，而根據當時的法律，油污受害人根本不可能得到充分和合理的賠償。該案通過協商最后以300萬美元解決，受害人僅僅獲得了非常小部分的賠償。該事件向國際社會提出了新的課題，即沿岸國是否有權對公海上發生的油污事件進行干預以及如

何保障油污受害人得到全部或充分的賠償。為解決這個問題，原政府間海事協商組織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分別制定了《69民事責任公約》(CLC)和《71基金公約》(FUND)。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國際海事組織又通過了69CLC的76年議定書和71FUND的76年議定書，69CLC的84年議定書和71FUND的1984年議定書，69CLC的92年議定書和71FUND的92年議定書(其中84年的CLC議定書和84年的FUND議定書沒有生效)。

根據《1992年責任公約》第1條第6款的規定，“污染損害”是指“由于船舶泄漏或排放油類，而在船舶之外因污染而油類從船上溢出或排放引起的污染在該船之外造成的滅失或損害，不論此種溢出或排放發生于何處;但是，對環境損害(不包括此種損害的利潤損失)的賠償，應限于已實際采取或將要采取的合理恢復措施的費用;預防措施的費用及預防措施造成的進一步滅失或損害”該公約第一次對環境損害賠償做出了原則性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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