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游戲侵權糾紛

案情

上訴人(原審被告)：某互聯網公司。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徐某。

某互聯網公司系某游戲的開發營運商，徐某系該游戲的玩家。徐某在該游戲上設立游戲賬號并建立了游戲角色，在長時間的游戲過程中，徐某的游戲已達到最高等級。然而，某互聯網公司以徐某在游戲內宣傳非法網站為由將該游戲賬號封停，致使徐某不能使用該游戲賬號登錄游戲。徐某多次要求互聯網公司解除對該游戲賬號的封停措施，均未果。徐某認為互聯網公司的長期侵權行為導致其游戲等級品質下降，其精神受到損害，故訴至設立游戲賬號ID注冊地的武漢市矯口區人民法院，要求判令互聯網公司停止侵害、賠禮道歉并賠償精神損失。

審判

湖北省武漢市矯口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徐某游戲賬戶內游戲被刪除和修改的侵權結果是通過電腦終端反饋于徐某，徐某游戲賬號ID注冊地在該區網絡俱樂部，屬于本案侵權結果發生地，故該院具有管轄權。互聯網公司作為某游戲的開發運營商，以網絡為載體提供游戲平臺，徐某作為玩家參與游戲并支付相應費用，二者之間形成平等的民事法律關系。徐某進行游戲時對其賬號及賬號內的虛擬人物、裝備可行使占有、使用、分配、處分等諸項權利。徐某參與游戲具體是通過建立游戲的虛擬人物投入到游戲平臺內所完成的，其虛擬人物的諸多信息包括人物本身，等級、裝備、虛擬人物行為其本質都是以數據的形式存放于特定網絡環境之中，該網絡環境由互聯網公司負責管理，故對于徐某的虛擬人物在網絡環境內是否有傳播非法網站信息的行為，應由互聯網公司舉證證明，但互聯網公司直至庭審結束一直未對徐某是否有傳播非法網站的行為及其封停徐某賬號行為的合法性予以舉證證明，故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責任。互聯網公司的封停行為不具有合法性，依法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同時，徐某作為玩家參與游戲，其目的是通過游戲過程使精神上得到享受與快樂，現因互聯網公司的侵權行為使徐某在長時間內不能正常進行游戲，對徐某的精神已造成極大傷害，故徐某請求被告賠禮道歉及精神損害賠償的訴訟請求合理。依據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規定判決：一、被告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日內解除對原告所擁有的游戲賬號的封停措施。二、被告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日內對原告所擁有的游戲賬號內的游戲數據予以恢復。三、被告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日內對原告進行公開賠禮道歉。四、被告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日內賠償原告精神損害撫慰金3000元。

宣判后，互聯網公司不服原審判決，向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經主持調解，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故上訴人互聯網公司申請撤回上訴。

評析

伴隨著網絡游戲產業的高速發展，網絡游戲所引發的一些法律問題和社會問題也相繼出現，如網絡侵權糾紛中虛擬財產認定、管轄權的確定、舉證責任的分擔、舉證期限的確認及侵權責任的承擔以及裁判方式等。目前，由于缺乏統一的法律規定，各地審判機關在審理網絡游戲侵權糾紛時的裁判依據及其裁判結果大相徑庭。因此，加強對網絡游戲法律問題的研究，加快網絡游戲立法的進程，以切實維護游戲運營商和游戲玩家的合法權益已迫在眉睫。本案亦從這幾個方面進行分析，以拋磚引玉。

一、網絡游戲侵權案件中虛擬財產認定問題。

目前，網絡游戲虛擬財產已基本被法學界和審判實踐認同。如網絡運營商投資開發網絡、提供電子郵件系統服務、游戲商開發游戲等等，都需要付出大量的金錢和勞動，而游戲玩家通過設立游戲賬號，以金錢獲取游戲賬號內的虛擬人物、裝備及等級，這些金錢的支付和勞動的付出，使網絡虛擬財產具有財產性，當網絡虛擬財產同現實中的貨幣價值掛鉤時，其經濟價值就突顯出來，所以從網絡虛擬財產的獲得方式上看，網絡虛擬財產具有獨立的經濟價值。

本案中，互聯網公司作為游戲的開發運營商，提供了網絡游戲平臺;徐某作為玩家進行游戲時對其設立的賬號及賬號內的虛擬人物、裝備以數據的形式存放于特定網絡環境之中，該網絡環境由互聯網公司負責管理。因此，徐某對于游戲中虛擬人物、等級、裝備等虛擬財產具有占有、使用、分配、處分等權利。

二、網絡游戲侵權案件管轄權的確認問題。

在網絡游戲中，取得虛擬財產的過程是一個游戲的過程，而游戲必須以取得一個注冊賬號為始，因此賬號是虛擬財產取得的基礎。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定：“網絡著作權侵權糾紛案件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侵權行為地包括實施被訴侵權行為的網絡服務器、計算機終端等設備所在地。”

網絡著作權糾紛和網絡游戲侵權糾紛，同屬于網絡侵權糾紛。因此，網絡侵權糾紛確定的網絡侵權行為地也包括實施被訴侵權行為的網絡服務器、計算機終端等設備所在地。因此，網絡游戲侵權糾紛，可以參照上述規定確定侵權行為地。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對于網絡侵權行為地及管轄法院存在認識上的分歧。互聯網公司認為，由于雙方簽訂的游戲平臺服務條款中已規定如雙方發生爭議，應當由互聯網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審理該案。故徐某向其游戲賬號ID注冊地的法院提起訴訟不當，故向原審法院提起管轄權異議。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實施地、侵權結果發生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本案徐某賬戶內游戲被刪除和修改的侵權結果是通過電腦終端反饋于互聯網公司，徐某游戲賬號ID注冊地為某區網絡俱樂部屬于本案侵權結果發生地，故硚口區人民法院享有管轄權，裁定維持硚口區人民法院駁回上訴人對本案管轄權的異議。

三、網絡游戲侵權糾紛舉證期限的確認、舉證責任的分擔及侵權責任的承擔問題。

關于舉證期限的確認問題。雖然民事訴訟法對于當事人何時舉證沒有作出明確規定，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3條明確了人民法院有權指定當事人的舉證期限。同時結合民事訴訟法第十六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7條：“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由當事人質證。未經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人民法院確定當事人舉證期限一般在庭審之前。但也有些例外規定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11日頒發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中有關舉證時限規定》中第1條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第33條第3款規定的舉證期限又作出補充說明，即在原人民法院指定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其主張的基礎事實的舉證期限屆滿后，如果針對某一特定事實或特定證據或者基于特定原因，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酌情指定當事人提供證據或者反證的期限，該期限不受不得少于30日的限制。同時該規定第3條還規定：“當事人在一審答辯期內提出管轄權異議的，人民法院應當在駁回當事人管轄權異議的裁定生效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第三十三條第三款的規定，重新指定不少于三十日的舉證期限。但在征得當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少于三十日的舉證期限。”第6條還規定：“當事人申請延長舉證期限經人民法院準許的，為平等保護雙方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延長的舉證期限適用于其他當事人。”從上述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中有關舉證時限規定來看，人民法院對于當事人舉證期限還是相對寬泛，其目的是盡量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就本案的舉證期限來看，雖然原審法院在送達訴狀副本時已通過書面形式明確告之雙方當事人在庭審前舉證，互聯網公司在庭審之后才通過郵寄方式提供書面答辯意見及有關證據材料，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有關規定，其行為屬于逾期提供證據。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頒發《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中有關舉證時限規定》第3條的規定，互聯網公司在其管轄權異議被法院裁定駁回后，法院應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33條第3款的規定，重新指定不少于30日的舉證期限。而原審法院在其管轄權異議被法院裁定駁回后沒有重新指定互聯網公司的舉證期限，故互聯網公司在原審法院審理該案時通過郵寄方式提供相關證據材料，原審法院也應當對該證據進行質證核查。

關于舉證責任的分擔及侵權責任的承擔問題。網絡虛擬財產雖然作為一種電磁記錄產生于特定游戲運營商的服務器，并且通常只能存儲在特定服務器上，而網絡游戲的實現必須依靠網絡游戲運營商的服務支持以及物理服務器的運行，使網絡游戲這種虛擬財產在一定程度上能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能被人們所支配，使它具有一定的價值。作為游戲運營商只是在服務器上保存這些數據，但沒有對其任意修改、刪除的權利。由于網絡侵權案件屬于一種特殊的侵權案件，依照民法原理確定的公平原則和過錯責任原則，網絡運營商基于技術、人力、財力、游戲運營控制等方面的優勢，應當對其自身不存在過錯而承擔舉證責任。而對游戲玩家而言，應當對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包括網絡游戲中的ID與游戲玩家之間的真實主體身份情況、游戲玩家實施游戲過程中的相關游戲裝備、等級、程度等等信息資料，而這些信息資料作為游戲運營商應當給予妥善保管。如果游戲運營商因其過錯不能提供相應的游戲數據，網絡游戲運營商則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責任。由此可見，網絡游戲侵權案件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

本案中，徐某作為游戲玩家通過互聯網公司提供的游戲軟件和程序，在游戲升級攻關過程中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并且通過參與游戲或者通過其他方式如通過虛擬貨幣方式從該公司手中購買了大量游戲裝備等，從而獲得該游戲中游戲角色和最高游戲等級并享有該游戲中的虛擬財產的所有權。但由于互聯網公司可以限定對象、限定時間地開放網絡，可以對網絡上的行為進行管理，也可以借故對所保管的網絡游戲數據進行修改、刪除甚至封停游戲賬號。基于互聯網公司在網絡游戲服務中所具備的經濟、技術上的優勢以及游戲中虛擬人物的諸多信息如游戲等級、裝備、虛擬人物行為等以數據的形式存放于特定網絡環境之中并由其負責管理的基本事實，互聯網公司應當承擔徐某在網絡環境內是否有傳播非法網站信息的舉證證明，但互聯網公司一直未對徐某是否有傳播非法網站的行為及封停徐某賬號行為的合法性予以舉證證明，也沒有證據直接證實以該游戲角色名義所發布的信息確實為計算機病毒信息，故互聯網公司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責任。

四、網絡游戲侵權案件中精神損害賠償的認定問題。

網絡空間是一個虛擬空間，但它并不是虛幻的，是依賴于現實社會而客觀存在，在網絡空間中依然存在侵犯人格權的違法行為。因此，在網絡游戲的世界里，對于游戲玩家而言，除了財產損失外，還有精神上的獨特體驗，具有人格權。由此，因虛擬世界發生的事由影響到自然人的人格利益的時候，應當受到法律的調整。

本案中，互聯網公司作為游戲的開發營運商，為游戲玩家徐某設立游戲賬號后，應當為游戲玩家搭建良好的游戲平臺。因為網絡游戲中虛擬角色和虛擬物品等是伴隨游戲等級的上升而投入玩家的時間、精力和財力，傾注玩家的心血和情感。當游戲玩家徐某通過游戲角色進行游戲，其游戲級別、裝備已達到當時的最高等級時，不僅需要玩家徐某在物質上的投入，而且也賦予玩家徐某精神上的享受即體味到游戲中的快樂、痛苦、悲傷等各種只有在精神領域才能體會到的特殊感受，這些游戲角色成為其心中特定物品，具有十分特定的意義。從法律意義來看，它是在特殊的時間、特殊的環境下形成的，具有不可復制性，一旦網絡游戲因侵權行為導致游戲角色的數據被丟失、刪除，便可能永久性滅失，給所有人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和難以言傳的痛苦。因此，游戲玩家徐某獲得這種無形財產和精神享受依法應當給予保護。而互聯網公司擅自對徐某的游戲賬號進行封停，直接導致徐某作為網絡游戲用戶的虛擬財產失去存在的依據和價值，給其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和難以言傳的痛苦，也使徐某因不能正常進行游戲而受到了實際的精神損害。即當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品被侵權人毀損，其所有人是痛苦的主體，也是要求精神損害賠償的主體。法院據此判決互聯網公司承擔恢復原狀、賠禮道歉等判決方式后，是否必須一并判決互聯網公司承擔精神損害賠償，屬于法官裁量權范疇。

在審判實踐中，確定游戲玩家游戲角色中人格權受到侵害應當給予精神賠償時，必須嚴格把握其成立條件，即：一是侵權行為人主觀上必須有過錯，其過錯的判斷標準是游戲運營商是否對玩家的虛擬財產盡到了合理限度內的安全保障義務，否則游戲運營商應對玩家承擔侵權責任;二是侵權行為人實施了違法行為;三是侵權行為人實施的違法行為給被侵權人的精神造成了較嚴重的損害后果。在網絡游戲侵權案件中，作為游戲玩家一方必須是以自娛自樂為前提，而不是以出售游戲裝備作為營利目的。只有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游戲玩家在網絡游戲中的虛擬角色和虛擬物品等因伴隨游戲等級的上升，才能傾注玩家的心血和情感并賦予玩家精神上的享受，成為游戲玩家精神世界不可缺少的部分。從法律意義上來看，它已成為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品。此時游戲玩家的合法權益中不僅包括物質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如果游戲玩家以出售游戲裝備作為游戲的目的，那么游戲玩家的合法權益中只有物質利益。四是侵權行為人造成游戲玩家精神損害后侵權人所應承但的民事責任，首先應是停止侵害，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等非財產性責任。因為，侵權責任的首要目的是補償受害人遭受的損失，使受害人恢復到未受損害時的狀態，在適用以上方式不足以緩和或解除受害人精神痛苦時，才可以考慮精神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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