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事案件被害人可否提起精神損害賠償

對人身安全造成嚴重損害的犯罪行為會引起刑事和民事二種責任，其中民事責任一般通過附帶民事訴訟來追究，也可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但作為民事責任之一的精神損害賠償由刑事案件引起時，可否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卻有較大分歧。

第一種觀點認為，從《刑法》第36條和《刑事訴訟法》第77條的規定來看，只有被害人由于物質或經濟的損失才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而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問題的批復》更是明確指出，“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或者在該刑事案件審結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據此，人民法院不應受理被害人由刑事案件引起的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

第二種觀點認為，法院受理被害人由刑事案件引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并不違法。原因是2002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明顯與《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條規定“因生命、健康、身體遭受侵害，賠償權利人請求賠償義務人賠償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不一致。按照《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36條第二款規定：“在本解釋公布施行之前已經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釋，其內容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準。”故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應當無效；刑法第36條“由于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和刑訴法第77條“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規定，對當事人而言只是授權性規范并非禁止性規范，因為被害人對自己的經濟損失或物質損失有權選擇是否提起訴訟。因此，從刑法第36條和刑訴法第77條的規定不能推導出刑事案件被害人不得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結論。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應當允許因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在很多情況下，例如毀容、強奸、殺人中的碎尸、焚尸等刑事犯罪，其不法侵害手段比民事侵權行為更加惡劣，對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精神打擊和損害后果更為嚴重。此種情形下如果當事人的精神損害賠償反而得不到支持，無疑對我們法律的公正性和以人為本的司法理念會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有觀點認為對犯罪分子追究比民事責任更重的刑事責任，就是對受害人的精神安慰，沒必要去再受理受害入的精神損害賠償訴訟。筆者認為，刑事責任是公法責任，與私法責任的民事責任并不互相排斥，追究刑事責任并不能取代民事上的精神損害賠償。公法責任是行為人對國家承擔的，而私法責任是行為人對被害人承擔的，二者可以重合適用。

二、近親屬在直接受害人嚴重殘疾時可否以自己的名義提出精神損害賠償

《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條第二款規定：“本條所稱‘賠償權利人’是指因侵權行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損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擔扶養義務的被扶養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親屬。”按照上述規定，賠償權利人有三種：1、直接遭受人身損害的受害人；2、依法由受害人承擔扶養義務的被扶養人；3、死亡受害人的近親屬。如果我們第1種人稱為直接受害人，而把第3種人稱為間接受害人的話，我們會發現間接受害人和直接受害人不能同時成為賠償權利人。只有直接受害人死亡后間接受害人才能成為賠償權利人，也就是說近親屬只有在直接受害人死亡后才能以自己的名義行使精神損害索賠權。這樣的規定，表面看起來好象沒有什么問題，但細究一下不難發現一些問題：當直接受害人死亡而賠償權利人為其近親屬時，權利人和受害人是否一致?如果權利人和受害人一致即同屬、人的話，那么直接受害人未死亡時其近親屬為何不能以自己的名義行使索賠權?如果權利人和受害人不一致，即法律仍認為受害人是已死亡的直接受害人，那么法律又憑什么要賦予不是受害人的近親屬精神損害賠償權?這里就存在一個矛盾：精神損害賠償是針對精神受到損害的人設定的，間接受害人如果有精神損害，那么不管直接受害人是否死亡都應賦予其賠償權利人的資格；如果沒有精神損害，即使直接受害人死亡也不應取得賠償權利人的資格(因為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請求權是不得讓與或繼承的)。基于以上認識，考慮到直接受害人致殘時實際上會給間接受害人帶來精神損害，而且在有些情況下間接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創傷甚至比直接受害人更大，法律對直接受害人的近親屬也應給予恰當的保護。即準許近親屬在直接受害者嚴重殘疾等類似情況下以自己的名義提出精神損害賠償。